坚持党的原则十分重要 关于张玉国同志来信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坚持党的原则十分重要
关于张玉国同志来信的调查
今年四月，本报编辑部根据读者张玉国同志的来信，派我们会同公安部的一位同志前往内蒙古，在自治区公安局和人民法院的热情协助下，进行了调查。调查证明：张玉国同志所反映的主要情况，基本属实。
一、内蒙古自治区政法部门，在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以积极慎重的态度，对郝龙案件先后进行五次复查，切实纠正了错判。原被决定判处死刑的三人，十年徒刑的一人，均已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工作，恢复名誉。
一九七○年二月，郝龙案件发生后，参加破案工作的，有原来盟、旗公安机关的同志，也有军管会派来的新干部。根据勘察现场、分析当时政治形势、部分法医的意见和郝龙生前的表现，很快认定是政治性的谋杀，并先后拘捕了四名有重大嫌疑的人。经过审讯，于八月结案，三人定为“首犯”、“主犯”，呈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名定为“从犯”，呈报判处徒刑十年。上级机关于同年十二月批复了呈报意见，并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电话通知阿巴嘎旗公安机关，准备执行。
对于上述判决，办案人员中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用毛主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教导来衡量，定案工作确有一定缺陷和问题。例如关于作案情节的口供，主要是从一个绰号“大忽扇”者那儿突破的。此人平素很少说真话，故名“大忽扇”。他是集体所有制的修建社工人，被拘留审查一日，就少一天工资，所以急切希望早日出去，挣钱养家。个别审讯人员就利用“大忽扇”的这一心理，选为突破口，对他说：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态度；早点坦白，早点出去。于是在审讯中他的口供有时顺竿爬，胡编胡诌；有时全部推翻，从头再来。个别办案人员好大喜功，在审讯时，轻信口供，有时还连续突审，指名指事问供。关于作案时间，郝龙是当晚九时零五分散会的，当时食品公司加工厂还在开会，被认定为“首犯”和“主犯”的三个人当中，有一人始终未离开会场，一人只是中途外出小便一次。结案中说是四人谋杀，这在作案时间上，就有问题。关于作案地点，“大忽扇”供认：先在垃圾堆旁把郝龙打死，抬进厕所，然后投入水井的。其余三人中有两人对此口供不一。办案人员就把他们领到现场走了一遭，边走边问，最后才达到口供一致。关于物证，最主要的是一把斧子。因为死者头部后枕骨有一伤口，被认定为斧伤。受审人在被捕前就知道这一情况。审讯中有人供出有把斧子，找了十多处，才从另一水井中捞出。经过沈阳、北京、上海等地法医鉴定，复查意见是：“斧子可以形成这样的伤口，但这伤口不能证明是这把斧子所致”。因此，把这斧子作为确凿的证据也是不能成立的。此外，有人反映，死者当晚情绪不好，闷坐在会场一角，不发言，猛抽烟，有异常现象。当时办案人员因认为没有自杀的可能性，对这方面也就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综上所述，自治区政法部门参加复查的同志认为：郝龙案件，存在事实不清，定性不准确，证据不确凿，依据口供，个别审讯人员有逼供信等缺点错误，而且在审讯中，一人始终没有供认。在复查中，三人全部翻供。因此，当时定案判决三名死刑，一名十年徒刑，显然是错的；后来予以纠正是正确的。
二、原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公安人员邹士魁同志，用实际行动及时帮助上级纠正错案，他这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德，值得学习和提倡。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党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人们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在这种情况下，邹士魁同志能够坚持原则、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在三名死刑即将执行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帮助领导机关及时防止了一起重大错案，起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在我们这次调查中，内蒙古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对邹士魁同志的这种表现给予热情表扬。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