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劳动好挣钱多是资本主义吗？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靠劳动好挣钱多是资本主义吗？
新华社记者来信
新华社编者按：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故意把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在分配上存在的差别，同阶级剥削混为一谈，为他们炮制的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谬论提出所谓经济上的论据。”今天本社发表的两位记者的这封来信，揭露了“四人帮”还把劳动人民分配上的差别，当作产生“两极分化”的论据，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打击迫害劳动好贡献大的群众，严重地挫伤了他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澄清来信中提出的靠劳动好挣钱多是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对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重要意义，对于调动广大工人和一切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有普遍意义。信中所写的材料典型生动，观点鲜明，语言尖锐泼辣，很有说服力，值得一读。
最近在农村采访，感到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等报纸和新华社发表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对于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很有成效，深得人心。同时也感到还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宣传。特别是解决基层干部和社员“心有余悸”的问题，需要多用他们容易理解的道理和事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他们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靠劳动好挣钱多是不是资本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乍一听，把“劳动挣钱”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联系起来提出问题，是天大的笑话，怪事。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确实有这种劳动挣钱有罪的怪事。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社员刘权，就遭遇到了这种怪事，受到了迫害。因此，把刘权的遭遇公诸于众，有助于澄清是非，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刘权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哈尔套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中农社员，家住村东头大黑山下，是个独门院子，有五间房，一家四代住在一起，共有二十口人。这一家人，在队里干活都是好手，就是在家里也没有闲人。由于日子过得勤俭，生活开始富裕起来。文化大革命以前，家里购置了一台旧缝纫机、一辆自行车，买了一个座钟和一块旧手表。他家的生产工具也比较齐全，还有一头过去当地政策上允许饲养的小毛驴，一辆自己做的小车。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忽然飞来了横祸。一九七五年初，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四人帮”另搞一套。他们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哈尔套搞阴谋活动，硬说刘权是个所谓“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有人听到这个死党的“新精神”，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农社员刘权是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部材料。叛徒江青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在北京一次公开讲话中，点刘权之名问罪。这一来，一个偏僻农村的普通社员，顿时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坏人”。一顶顶又大又黑的帽子，什么“发家致富”、“暴发户”、“冒尖户”、“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模仿地主庄院，建立封建大家庭”等等，都扣到了刘权的头上。
一时间，刘权成了阶级敌人，被拉到哈尔套大队各生产队轮流残酷批斗。
刘权被批斗后，家破财光。门楼、院墙被扒了，坟地上的三棵大树被砍了，毛驴、小车充公了，四个儿子被迫分了家。孩子们流着眼泪不愿分，刘权说，你们走吧，不然咱还要挨批。现在刘权家里有七口人，只有刘权一个劳动力，去年挣了三千九百个工分，倒欠生产队三百元。刘权说：“现在我穷得叮当响，再不会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对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来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一般指的是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雇工剥削等等。刘权是否搞了这些违法的事呢？当地的社员说，刘权一家是正经八辈的勤劳的庄稼人，没有搞过那些违法的事。可是批刘权的文章却说他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通过“合法”手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居然可以“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危言耸听的奇闻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篇揭发刘权的所谓罪行的材料，是怎样描写刘权“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吧！
这篇材料说，刘权的第一条罪状是，“多种自留地，增加粮食收入”。具体内容有这样几项：在自留地上专种又粗又高能增产的高粱，每亩产量六百余斤；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粮食；在盖房子之前利用地基种了一茬粮食；三年困难时期开过一点荒地种粮食
（十五年以前刘权已把这点开荒地交给集体）。一个社员在集体分配给的自留地上，在自己所有的房基地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土地增产粮食，获得亩产六百多斤的高产，这有什么可以责备的呢？把这叫做“合法”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明明是欲加之罪吗？
第二条罪状，叫做“发展家庭副业，搞商品生产”。材料说，他家“新媳妇都是编织能手，全家一年可以编二百多领席子。……前年盖了三间新房，实际成了编织作坊”。说他家“白天不得闲，晚上不得眠，一心想着钱，双手编的欢”。这一家人白天在队里劳动不得闲，晚上加班搞副业，每年卖给国家二百多领席子，这样做，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都有好处，怎么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第三条罪状是，“利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巧拉活计，多挣工分”。什么“巧拉活计，多挣工分”呢？原来是党支部书记分配刘权担任大队林场的护林员，每年给半个劳动力的工分，同时又让他兼当地国营林场的护林员，每月拿半份工资。刘权一人身兼二职，干两个人的事，树木看管得好，贡献多，理应多得，哪有“多挣”之罪。他利用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什么“缺陷”呢？在“四人帮”眼里，“按劳分配”这个上了新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缺陷”。这种“理论”上的屁话，比打砸抢的破坏性更大。不过，假左派常常忘记，“左”得出奇就会露出极右的尾巴。“四人帮”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都反掉了，那不是就剥掉了他们身上那层“革命”的伪装，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狰狞面目吗？
最后一条罪状大得吓人，叫做“模仿地主庄院，建立封建大家庭”。这条“罪状”不妨原文照抄：
“刘权家二十口人，分工是：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四个儿子，不过问家务；八十岁的父亲专种菜园、蹲小市卖菜卖菜子，常年拾粪，种好自留地；三个儿媳妇（搞）家庭编织；他老婆烧火做饭，兼管养猪；上学的孩子负责拣饲草、放猪、放羊。”
象这样一个热爱劳动的家庭，是应当受到称赞的。刘权把全家劳动力最强的四个儿子，安排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说明他热爱集体，先公后私。至于干那些家务劳动，也全然和地主、封建沾不上边。天下谁见过地主庄院里八十岁的老太爷种菜园又常年拾粪？谁见过地主老婆每日烧火做饭又喂猪，儿媳妇们农忙下地，农闲编席？又有谁见过地主家上学的小少爷打草放猪羊？把象刘权家这样勤劳的人民公社社员看作是地主，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照“四人帮”的这种反革命逻辑，全国劳动人民岂不都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分子”了吗？这不是对全国劳动人民的仇视和侮辱又是什么？正如哈尔套公社的社员们所说的：“把社员搞得一分钱也没有了，才是‘四人帮’的社会主义。”
那些批判刘权的文章中说刘权是个“冒尖户”。说得又对又不对。说它不对，是因为刘权这一家人不是冒资本主义的尖。说它对，是因为刘权家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确比一部分社员冒了点尖：首先，这一家人在劳动方面有点冒尖。其次，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有点冒尖。这一家人五个整劳力全年在生产队里干活，三个妇女有小孩，农忙下地，全家每年在队里做两千多个劳动日，这就是很大的贡献。他家的老人妇女小孩都劳动，每年要卖给国家两百多领席子，两头二百来斤重的肥猪，还有蔬菜供应市场。第三，他家的生活也有点冒尖，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比当地有些人多一些。其实，按稍微高一点的标准说，他家并不富裕。据队里的干部、社员计算，刘权一家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扣除四十五元到五十元的口粮钱，每人平均一年收入三十多元，是个中等收入的人家。所以，照我们看，刘权这三个方面的“尖”还冒得不够。如果全国每一家农民在这三个方面都大冒其尖，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可是，如果新宪法上规定的“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不能得到贯彻，上面说的那三个尖就冒不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搞不起来。如若不信，请看哈尔套在批判刘权以后的严重后果吧！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拿刘权开刀之后，在哈尔套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下子把社员的自留地收回一半。自留地上不准种能够多增加收入的经济作物，谁家种了“四辣”（葱、蒜、辣椒、黄烟），就给拔掉。社员家的院子里种倭瓜，爬上了墙头，就说“资本主义伸了脖子，探了头，占领了社会主义空间，拔掉”。社员在工余时间编席搞副业生产，就说“谁编席谁想发家，批他”。社员把席拿到集市上去卖，就说“小生产长了翅膀，飞到集市上，要拔毛”。结果把好端端一个哈尔套公社搞得人心散了，产量降了，东西少了，社员穷了。全公社九十六个生产队有二十九个吃国家返销粮，二十七个平均劳动日值在三角钱以下。刘权所在的第五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减到了只有五分钱，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两元七角。全队户户欠生产队的钱，生产队欠国家贷款一万多元。哈尔套是彰武县炕席产地，过去供销社每年要收购十六、七万张，一九七六年只收购五千张。哈尔套大队家家会种菜园子，过去只是大葱一项，每年就调给阜新市十二、三万斤。一九七六年不仅没有外调葱，社员吃的大白菜也要从阜新市调来供应。有的社员愤怒地说，“四人帮”装“左”行右的时候，搅得低头是“资本主义”，抬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没影了，可他们这帮真正的资本主义倒时兴起来了。
当然，回过头来说，刘权是个中农，自然有小生产者思想的残余。比如他曾经对参加农业合作社犹豫观望过，现在也应该象对农民不断地进行思想教育一样，对刘权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刘权一家勤奋劳动，对国家多做贡献，靠劳动好多增加收入，是光荣的，是应该鼓励的。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哈尔套的干部、社员无不欢欣鼓舞。刘权一家在政治上又翻了身。这里的领导班子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也逐步在落实，炕席生产又恢复了，去年冬天，供销社收购了十五万张。邱原　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