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一点体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多年来，经广大史学工作者与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密切协作，共同努力，毛主席和周总理交代的点校《二十四史》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二十四史》点校本现已全部出齐。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的历史遗产整理工作，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今天，当我们回顾二十年来辛勤劳动的艰苦历程，面对这一项巨大工程所获得的成果，我们无比怀念毛主席，无比怀念周总理，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总结整理《二十四史》的经验，继续做好整理我国古籍的工作。
（一）
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开始对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组织点校。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史记》作为第一部点校本和读者见面。此后陆续印行了《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因感到点校工作分散进行，人力、时间缺乏保证，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将担任点校的主要人员调集到北京中华书局，以便全力以赴，从事整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速度大大加快。从一九六三年年底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南齐书》、《陈书》和《周书》的点校付型，《梁书》、《北齐书》也基本上定稿。其余各史，也程度不等地作了点校或必要的准备，其中《晋书》、《隋书》、新旧《唐书》、《旧五代史》、《辽史》、《明史》都做了大量工作，有的已接近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特别是“四人帮”推行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使出版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也给《二十四史》的整理带来灾难。已出的前四史点校本被打入封、资、修的行列，从书店里消失，更不用说组织力量点校其他各史了。一九七一年初全国出版会议召开前夕，周总理指示必须改变当时的出版状况，并明确指出《二十四史》还要校点。“四人帮”慌了手脚，姚文元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罗思鼎组织班子，别有用心地妄图抓旗子，摘桃子，破坏《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周总理洞察“四人帮”的诡计，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一个批示中，决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者外，其余各史都由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并指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就给“四人帮”当头一棒。当时负责出版的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写了报告，周总理很快地转呈毛主席，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时常惦记着《二十四史》的整理，同一年中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查问整理工作的情况，并作了具体指示。自从毛主席批准的文件下达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又恢复了，并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进行，上海负责的几部史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史学工作者进行整理，其余各史均由中华书局组织整理，并统一由中华书局出版。
（二）
《二十四史》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份珍贵历史文献。这部书规模巨大，卷帙浩繁，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这部巨著，用统一的体裁，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为《二十四史》奠定了基础。它开创的纪传体为《汉书》以下各史所因袭，它的编写方法，也为后代史书所模仿采用。纪传体是在历史编纂学上颇具特色的一种史体，它形式上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实际上却是兼备众体，除“列传”以外，还有编年记事的“本纪”，专记典章制度的“书”或“志”，以及用来补充纪、志、列传所不能尽详的“表”，纪、志、表、传相互补充，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它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志、表等的门目可以根据时代特点及编者意图加以增减变换。这种史体所以为历代“正史”的作者普遍采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这二十四部“正史”都是用唯心主义历史观写成的史书，各史记述的具体史事，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歪曲和隐讳等问题，但是，我们决不可以贬低它的价值和作用。因为它给我们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记录了我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情况和历代人民的生产斗争。至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明创造，文艺、学术的源流演变，以至文化典籍的存佚流传，在一部《二十四史》中都有叙述。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就是要凭借这些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各史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分析评论，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简单地斥为唯心史观，不做具体研究。其中也有些意见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使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或对于某些历史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论点，反映了史学观点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研究史学思想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然，作为历史研究，单靠一部《二十四史》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利用历史上的私人著作，记载当时见闻的笔记，以及文集、石刻等等。这些资料，或可纠正“正史”的歪曲，或可订正它的错误，或可补充它的缺略。但是，这些私人的历史著作，只能补“正史”之不足，不能代替《二十四史》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中，文化知识为地主阶级所垄断，当时不可能有一部人民群众所写的历史。私人的历史著作，同样是出于封建士大夫之手，它的观点与“正史”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再就史料而论，它集中掌握在封建政权手里，除奉命修史的史官而外，一般人很难有机会见到，因而以个人力量要想写一部系统、完整的历史著作，是不大容易做到的。汉代“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记》虽是个人著作，也因为司马迁身任史官，才有条件“?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成一家之言”。唐代以来，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史料的搜集、整理、保管也更加制度化，更加集中。此后官修的各史，都是以政权的力量，动员了大批人力，凭借着史馆拥有的大量资料编写而成。尽管由于它是官书，又成于众手，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就占有材料一点来说，绝非个人所能企及。因此，如果说《二十四史》是研究明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并不算过分。
（三）
过去的学者选择一部或几部史书加以句读、批校，有不少人做过。但对于整部《二十四史》用统一的体例来标点、分段，并进行全面的校勘，还不曾有过。现代老史学家当中，虽曾有人想做这一工作，但限于力量，未能完成。从这个意义来说，新本的标点、分段工作，确是一个创举。
点校本总的要求是，希望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并力求超过前人，经过不断的修改提高，使它成为定本。我们认为，要达到上述标准，工作上必须严格要求，在对各史原文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彻到标点、分段、校勘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为了使这部大书的整理工作大体一致，我们还对标点、分段、校勘等方面规定了统一体例。但各史有它本身的特点，不是一个框框能够硬套的，因此在“大同”的原则下，又允许有些“小异”。
从校勘方面来说，点校本不但荟萃了各本的长处，而且做了“本校”（本书前后互证）和“他校”（相关史书的比较），工作规模远远超过了流传的各本。为了判断史文的是非，对于版本岐异，校勘中发现的矛盾，前人的考订意见，我们还进行了必要的科学的考证。
无论学术研究或文化遗产的整理，都不能不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批判地加以总结，否则就会重复别人已做过的事，走些弯路；或失之于陋，人家早已解决的问题，我们还在喋喋不休。从宋朝直到近现代，都有不少人对这些史书做过研究考订，他们的成果或已写成专书，或散见于他们的读书札记，有的是针对某一史的，有的包括几史，甚至《二十四史》的全部。对这些考订意见，我们已吸收了其中属于校勘范围的合理部分。还有些未刊稿，如近人张森楷的“校勘记”（限于十七史，到五代为止，稿本藏南京图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下所作的各史校勘记录，也都曾采用。此外还参考了一些批校本或某一史的校勘记稿本。
由于进行了认真的、科学的整理，《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以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不少人反映，新本解决了许多阅读上的困难，是当前最好的本子。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密切协作结出的丰硕果实。先后参加点校的人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内蒙古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以及出版社编辑部等二十多个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勤勤恳恳地工作，往往伏案到深夜。老专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业务专长，其中很多人连续多年全力以赴，为这部大书的整理出版贡献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大量心血。原来对古籍整理经验很少的青年同志，在工作中也得到锻炼提高，经过几年的实践，有些人已初步具备了独立工作的能力。集中多数人共同编书、校书，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而他们拿出来的成果往往是问题百出，不为学者所重视。我们则是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有统一的工作方法和体例，每一史有专人负责，有明确的目的，参加工作的同志又是经过党的多年教育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这就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克服“成于众手”的缺点。这种大协作，只是在新中国才有可能，它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四）
《二十四史》点校本虽已全部和读者见面，但我们的工作并未全部结束。
尽管我们力求以科学的态度从事整理，但是标点、分段、校勘方面的错误缺点，包括点错、误校、漏校、体例不统一、处理不妥当的地方，还是不少。要使它成为定本，还要有一个修改提高的过程。我们恳切希望各方面的读者不断指正，帮助我们提高它的质量，以便渐趋完善。
“四人帮”散布的“儒法斗争”的谬论，给点校本带来恶劣影响。这在后期出版的几部史书的“出版说明”中，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有些出版说明，虽没有谈所谓的“儒法斗争”，但分析批判历史观部分，或没有抓住主流，或仅就某一点来发挥，不大符合客观实际。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流于一般化，是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读者很希望了解有关各史的具体知识，有些出版说明这方面的介绍却不够，已有同志对此提出意见，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各史修改重印时，要对出版说明重行研究审查。首先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同时还要加强它的科学性。
《二十四史》既是研究明代以前历史的基本史料，还应当为史学工作者检查利用其中的资料提供方便。因此，编制各种类型的索引，是刻不容缓的工作。目前正在编制的是各史的人名索引，其中《史记》和《晋书》的人名索引已经印出。地名索引也已着手进行。今后还要陆续编制制度名物和史事索引，等等，以便读者从不同角度检查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现在的工具书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在编制新索引的同时，还可以有选择地重印一些过去出版的索引。
前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有关校勘的虽已为点校本基本上吸取，但还有很多校勘以外的成果，点校本限于体例，无法容纳。这主要是考订史实之作和补志、补表一类的资料书。这些书在史料上解决了不少问题，对研究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我们计划选择其中质量较高、作用较大的，汇编为《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书》，陆续出版。
《二十四史》篇幅很大，点校本没有注释，一般人阅读仍有困难。同时，除专业人员外，也没有必要对某一史全部通读。因此，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还想组织编选一些选注本，供干部、中学教师和青年同志阅读参考。
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具体建议。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把这项整理工作进行下去，使之日臻完善，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