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战士的新步伐——访问中国话剧团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话剧战士的新步伐
——访问中国话剧团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话剧园地，朵朵鲜花竞相开放。《报童》、《东进！东进！》、《丹心谱》等好戏，象报春的红梅，预告了话剧的春天的到来。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话剧团就创作和演出了《转折》、《报童》、《喝延河水长大的》、《枫叶红了的时候》、《他们特别能战斗》、《山泉》等十一台戏。
这么短的时间，为什么能够创作和演出这么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戏？
非争这一口气不可
中国话剧团由原来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而成。这三个剧院的文艺战士，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为我国话剧事业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但是，在“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他们基本上不演戏了。
叛徒江青曾恶狠狠地说：“话剧死了！”把话剧事业推到了死亡线上。一九七○年，三个剧院的大批文艺战士，根据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下放到部队劳动锻炼，搞斗、批、改。在下放一个阶段以后，周总理又数次指示，要他们回来演出。“四人帮”倒行逆施，拒不执行，致使大批文艺战士直至一九七三年才返回北京。中国话剧团建立以后，“四人帮”又使出摧残话剧事业的种种手段：一曰“移植样板戏”，说这是“救活话剧”唯一的办法；二曰“十年磨一戏”；三曰“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妄图把话剧绑在反革命的战车上。在那些日子里，中国话剧团许多同志也挨了“四人帮”的整，编导室是被整的重点。一九七五年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编导室被集体办学习班两个月。有位老同志对一个戏的一个人物提出意见，说不能写得完美无缺，要写成长过程，这就逆了“三突出”王法，被指责为复辟回潮。有位同志说了一句：咱可不敢议论样板戏！这也触犯了“四人帮”，受到了追查。两位青年编剧编写了一个剧本，叫《友谊的春天》，文艺老战士郭小川帮助修改，吴雪提了些意见，这也犯了“大罪”，批林批孔时，他们被诬陷为搞“裴多菲俱乐部”，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话剧团许多同志愤怒地说：我们这几年受“四人帮”的气受够了！
在《报童》中扮演蛐蛐的方掬芬，是一位四十八岁、有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愤慨地对我们说：“我很长时间没戏可演。叛徒江青说女演员演儿童，是怪现象。她的一句话，把儿童戏给砸了，我不能演戏了，一停就是近十年。我的艺术青春，白白给耽误了！”
粉碎“四人帮”，话剧团人心大振。创作人员夜以继日地赶写剧本，写了一个又一个。许多演员也自动拿起笔写作。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做出成绩来，为革命话剧事业争一口气，为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争一口气，为毛主席、周总理争一口气！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争一口气！我们要把“四人帮”扼杀了的话剧活跃起来，使它在抓纲治国的战斗中作出贡献。
满怀深情写颂歌
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是非法的，不允许的。“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话剧团的文艺战士，对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变成了一支支热情的颂歌。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全体演员悲痛万分。“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偏要他们坚持演出。演员们说：我们怎能演出啊？敬爱的周总理还睡在剧场对面的医院中。你们硬要把刀子刺在我们心上呀！演员们在周总理丧事期间拒绝演出，后来竟成了罪状。身患心脏病、年近六十的老导演周来，让人搀扶着瞻仰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容。无数往事涌现在眼前。三十多年来，他同周总理有过多次接触。总理那亲切、可敬的形象，那热情坦荡、能藏四海的胸怀，那崇高、无私的精神，特别是坚定不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处处关心和爱护干部的高尚品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四人帮”煽起的一片“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批判“民主派”的鼓噪声中，他和几位战友，踏上红军长征的道路，准备创作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
粉碎“四人帮”以后，歌颂周总理，塑造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为周总理树碑立传的创作欲望，象海潮一般冲打着周来和他的战友们。他想：“一定要打破‘四人帮’的框框，大胆尝试，即使失败也好，也要趟趟这个道！”为塑造好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他们访问了许多过去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和总理的一些亲属。他和另外几位作者一起，反复研究如何写出周总理的关键作用，如何写出周总理的崇高品格和思想性格特征。为导演好《转折》，他带病坚持在排练场上。在排戏的那些日子里，他晚上很少在一点前睡觉。他在自己的排练笔记本上写着周总理生前说的一段话：
“现在我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更加抓紧时间为党工作。”以此勉励自己。
《报童》的编剧之一邵冲飞，向我们介绍写作经过时说：“《报童》这出戏，是我们流着眼泪写成的。”
邵冲飞有许多幸福的回忆。一九五一年，他在一个戏中扮演区委书记，周总理看过这个戏。后来有一天，在剧场里，周总理一看见他，就说：“邵冲飞，你不是演区委书记的吗？”一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普通演员如此关心，邵冲飞感到无比温暖和幸福。此后十几年中，周总理常常到剧院来看戏，关心话剧事业。这些，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邵冲飞也有悲愤的经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离去人间。他悲痛至极。他把周总理和他们合照的相片，全部摆出来，想尽量多看几眼，来安慰自己。当时，“四人帮”及其亲信不准群众戴黑纱，不让开追悼会，他不管这一套，戴了黑纱，还写了悼词，因此遭到追查。
深沉的爱，强烈的恨，使邵冲飞下决心拿起笔来歌颂周总理。一九七七年一月，他赶写了朗颂剧《报童的怀念》。接着，他又和朱漪、王正、林克欢合作，写出了话剧《报童》。写戏，对于他，既陌生，又困难，但当时他想：“为塑造敬爱的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使周总理的丰碑耸立在舞台上，我就是不能添砖，也要砌砌缝。一定要把剧本写出来，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不把它写出来决不罢手，这是我们的责任！”
对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中国话剧团的战士也是满怀深情去塑造的。他们同武汉军区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白桦创作的《曙光》，使贺龙同志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话剧舞台上。话剧团的革命文艺战士认为，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屹立在舞台上，世世代代鼓舞人民前进，是自己不可旁贷的职责。
“仇恨的种子要发芽”
“四人帮”垮台不久，话剧团上演了《豹子湾战斗》和《喝延河水长大的》。这两出歌颂延安精神的革命话剧，过去曾被叛徒江青及于会泳之流诬蔑为“毒草”。《喝延河水长大的》的作者刘朝兰，就是一位在延安长大的文艺战士。她在剧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该剧的公演，对叛徒江青扼杀话剧的罪行，是一次愤怒的谴责和无情的鞭笞。
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演员王景愚，粉碎“四人帮”以后，就想用讽刺喜剧这个被“四人帮”扼杀了的艺术形式揭露“四人帮”。他想：为什么不可以让演员在舞台上痛痛快快地骂“四人帮”，解一解全国人民的心头之恨？！“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极好的讽刺材料吗？
王景愚和金振家在接受了写一出批判
“四人帮”的戏的任务以后，马上访问有关部门，请教科学家。大量的生活素材，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们七天就写出了本子。写作时王景愚想起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在西郊门头沟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高兴得跑到山上放声歌唱的情景。当时，满山的枫叶血红血红，真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这样他就以《枫叶红了的时候》作为这个戏的剧名。
剧本写出来之后，为了尽快配合广大群众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剧组全体同志以战斗的姿态投入了排练。导演杨宗镜同志原是一名演员，导演实践不多，但他积极工作，苦心探索，和演员一起共同创作，终于使这个戏在表演艺术上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受到观众的称赞。
是的，《枫叶红了的时候》在艺术上并非十分理想，主题的提炼也不是十分深刻，但它毕竟是第一个揭露“四人帮”的讽刺喜剧，是一朵别具特色的鲜花！
这也需要“攻关”精神
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话剧团的革命文艺战士，思考着许多新的问题：
应当如何塑造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如何在舞台上再现革命领袖的伟大、崇高的形象？
话剧应当如何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应当如何反映我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应当如何歌颂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攻关的人们？……
一九七七年夏天，将演出的《转折》中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的形象。这是我国话剧史上的第一次尝试。全团上下，都把它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大家为演员创造严肃的气氛和良好的条件，都把演总理的演员当总理看待，排练时屏息无声，当扮演总理的演员化妆后出现在排练场时，大家就好象看见总理，禁不住都掉下泪来。他们组织“攻关”小组，同台词教师一起，帮助演员攻语言关。化妆人员，千方百计为演员设计服装，修饰面容，务求尽量象周总理。
演员王铁成接到扮演总理的任务以后，觉得担子很重，困难很大。但他想，“担负这任务，是很幸福的事情。人民想到总理，就产生巨大的力量，如果能够看到总理形象，不就会产生更加巨大的鼓舞力量吗？！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
八月，正当盛夏，天气酷热。他白天晚上，都到排练场去，自己一个人，对着镜子走来走去，排练，琢磨。他努力纠正自己走路的习惯，学习总理那矫健、轻快的步履。为了模仿总理右手的动作，他把右手的大臂小臂都上了大夹板，使肘部固定成一百度的夹角。他是北京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为了模仿总理的语言，他听了总理生前的大量讲话录音，研究了总理语言的特点，包括音色、语调、语气等，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地寻找它的规律。审查演出时，他正发高烧。这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同志们看到一个逼真的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不论有多大困难，也要演成功。审查通过了，但是他觉得，他已经克服了的，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关，在于把握周总理的崇高的内心世界。他决心继续“攻关”，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这种“攻关”精神，也体现在《山泉》的创作和演出中。《山泉》作者金振家原是演员，要写科学技术的题材，确实有许多困难。他说：我国科学家，为使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树雄心，立大志，发扬攻关精神，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我们文艺工作者，要为“四个现代化”擂战鼓，也要树雄心，立壮志，以攻关精神去写作。他采访了几十位科学家，包括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他看了大量书籍，有初中的理工小丛书，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和导演陈颙一起，生动地塑造了几个科学家的艺术形象，在艺术形式和科学家语言的提炼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探索。特别是，他们大胆地让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文艺舞台上。
新的纪录，新的起点
中国话剧团负责人邓止怡同志说：我们中国话剧团，是三个团的编制，正常情况下一年可演十多台戏，再鼓鼓劲，可演更多的戏，现在这个数目还不算多。
中国话剧团一年多创作和演出十多台戏，虽不算是惊人的新纪录，然而，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纪录。它是中国文艺战士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一年，就迈出了新步伐，开始大干快上的历史纪录。
我们在采访和撰写这篇报道的时候，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文化部决定中国话剧团恢复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这个决定，将会更加充分地调动这三个剧院的话剧战士的积极性。他们将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年的成绩为起点，发扬革命精神，进一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鼓起更大的干劲，大干快上，在新的长征中迈出更大的步伐。
本报记者　郑荣来　张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