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农民想到一起 中共高鹤县委书记巩兰森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体会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和农民想到一起
中共高鹤县委书记巩兰森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体会
广东省高鹤县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认真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废除“土政策”；一件是减轻生产队负担。这两件事大得人心，社员群众高兴，生产的劲头鼓起来了，农村的面貌迅速改变了。今年春天，全县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早稻插秧任务；各项经济作物种植计划，也完成得又快又好；社社队队都在筹办新的副业项目，家家户户修圈备栏，积极发展养猪和其它家庭副业，农村呈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
中共高鹤县委在医治农村“内伤”，落实党在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上，为什么能够赢得主动权？记者请县委书记巩兰森同志谈谈他的体会。
巩兰森说：“四人帮”对农村经济政策的破坏极为严重。他们推行的假左真右那一套，在农村的流毒既深又广，绝对不能低估。前几年，“四人帮”一伙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社员群众，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经二十多年的集体农民扣上“小生产者”的帽子，把七亿农民当作革命的对象，混淆了党的阶级阵线。他们散布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形左实右的谬论，给高鹤县带来了很大祸害。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对“四人帮”这些假左真右的黑货不能识别，跟着办了不少错事、蠢事，把农村中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乱加批判；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扩大资产阶级权利加以否定。当“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以批判“小生产者”为幌子，把矛头指向广大社员群众的时候，县委也曾经搞了一些限制集体经济发展和影响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土政策”，对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任意平调，对社、队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横加限制，使农村生产力受到了破坏。
巩兰森谈到，高鹤县西安公社塘边大队本是个鱼米之乡，过去每年为国家提供一百多万斤商品粮。可是近十年来，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极左思潮泛滥，干部不敢抓生产，社员劳动无定额，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劳动效率大大下降。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七年相比，这个大队劳动力增加了一百多人，还增加了八台手扶拖拉机，化肥也增加了，粮食亩产却从一千多斤下降到八百多斤，社员年终分配从每人平均一百九十八元下降到一百二十一元，粮食征购连续十年完不成任务。巩兰森说，这样的例子，在高鹤县并不是个别的。在干这些蠢事的时候，虽然有许多贫下中农不断提出批评意见，我们却听不进去，相反地却把这些意见当作资本主义思想来批判。
几年来，我们吃尽了“四人帮”假左真右那一套的苦头。我们总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凡事宁“左”勿右。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地方集体经济被搞空了，社员搞穷了，干部搞苦了，县委的威信降低，说话不灵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由于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是按照“四人帮”的那一套去做，因此就总是和农民想不到一起，做不到一块。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农业要上去，就不能老是去卡农民，不应该老是和农民过不去，而必须和农民想到一起，用党的基本路线和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高鹤县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清算“四人帮”的流毒，废除各种“土政策”。从去年年初开始，高鹤县委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广泛开展讨论，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根据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清理了前几年由县委和有关部门制订的各种“土政策”，明令宣布废除；同时采取措施，切实减轻生产队的负担。这样做，群众拍手叫好。巩兰森列举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废除“土政策”所收到的积极效果。前几年，县里自订一项“土政策”，限制社员在自留地上种烟叶，结果社员自留地上的烟叶没有了，要从生产队集体产品中拿出一万多担烟叶供应社员。废除这项“土政策”以后，社员自留地种的烟叶，自用有余还可以卖一部分给国家。今年全县收购的红烟，从去年的四万九千担增加到七万五千担。现在，由于全县废除各项“土政策”，社、队多种经营迅速恢复起来，集体经济发展了，社员家庭副业兴旺了。一九七七年全县社、队多种经营的收入，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三，收购的鸡、鸭、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高鹤县对随意平调生产队劳力、资金、粮食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清理，制订了减轻生产队负担的六项措施，减少非生产性开支，废除向生产队的不合理摊派。全县在一九七七年年终分配结算中，仅这几项措施，就减轻了生产队负担一百八十多万元，相当于全县每户社员平均增加收入十八元。
巩兰森深有体会地说，一切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政策，绝不是好政策；剥夺农民的政策，绝不是马列主义的政策；卡农民脖子的“土政策”，不得人心，非废除不可。我们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落实经济政策的工作上，虽然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要不断清除自己头脑中的流毒，进一步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我们认为，同“四人帮”在组织上没有联系，不等于思想上没有流毒影响。我们不能满足于“外伤不重”而掩盖矛盾，讳疾忌医。这几年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把社会主义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来批，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当成宝贝大加提倡。由于是非颠倒，我们就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和群众处在对立的地位，总是同农民想不到一起。现在，这个问题开始解决了，我们有信心使社会主义农业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