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做“伯乐”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论做“伯乐”
马端
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里，特别强调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问题。尤其是领导者，应该争当“伯乐”。当“伯乐”是好事，却也是个难事。能不能当“伯乐”，不只是一个水平问题，方法问题，首先是个立场问题，出发点问题。当“伯乐”必须大公无私。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就不会真正把它当做大事和急事来抓。说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着革命的利益，影响着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好，如果没有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去攻克一个一个的难关；没有大批有真知灼见的组织者、领导者带领群众去冲锋陷阵，我们的宏伟目标就可能落空。同时，这个问题也关系着我们的长远大业。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些人顶事？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什么人当家？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人总是要老的，班总是要交的。然而直到现在，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重视。究其原因，有的是缺乏革命的责任感，反正自己“官不大也不小，钱不多也不少，孩子安排都很好，没急”。这种人如果不转变立场，是不会去当“伯乐”的。也有的人认为，“到时候自然有人接班，这是自然规律”。有什么人呢？他很少考虑。还有一种人认为，“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是给后辈打底”。岂不知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应该包括选好接班的人才。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宰相，他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但是管仲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好接班人，致使他死后齐国大乱。这当然只是个比方。我们一些人的工作单位，无关这么大的局面，但即使是个小单位，如果你一走，工作马上就乱，也说明你没有注意培养人才。有些人在为革命发现人才这个问题上漫不经心，而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挖空心思，东奔西跑，当个大事去奋斗。这不正表明缺乏革命责任感，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吗？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坚持正确的人才标准，也不会发现真正的人才。我们所说的人才，是指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我们的选才标准，只能看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和需要。有私心杂念的人是坚持不了这个标准的。他是不是不要标准？不是，他也有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看和他自己的关系好坏。只要和他关系好的，就认为是“人才”，拚命地吹、拉；和他关系不好的，就拚命往下踹、压。这样的标准，只能发现“亲朋友好”，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人才。当然，只要是人才，和自己关系好的人也可以荐选，为革命事业，可以不避亲，问题是有的人只把“亲”当成标准。第二个标准是看对领导的态度，也就是看听不听领导的话。如果有人好对领导提个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那他就是“最不理想”的人。其实，真正的人才，都好钻个道理，问个是非，因此，他们不随声附和，才能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这和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跟领导对着干的人是根本不同的。倒是有的人，不认真研究问题，工夫专用在讨好领导上，听领导的口气说话，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只要是领导讲的，无论对、错，都是“好好好，是是是”。重视这样的人，难道是我们选人才的标准吗？不是，这是旧社会主子选奴才的标准！“四人帮”选人就是用这个标准，所以他们选的人，在主子面前都是奴才，干起工作都是庸才，讨好主子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得势就搞法西斯独裁。我们决不能这样。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条件作为标准。我们对一个人的评定，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和工作，决不能凭个人的片面的印象。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发现真正的人才的问题，而且是个提倡什么，引导人们向什么方向努力的大问题。
选人才并不是要求选全才。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正象一台机器有各种部件和零件，有的起这种作用，有的起那种作用。但一台高质量的机器，它要求部件、零件件件优良，否则就会影响运转。人才也不能要求一个规格，一种模式，有的人全面一点，有的人只有一门专长。假如我们用党委书记的标准去衡量科学技术人员的领导水平，或用科技人员的标准去衡量党委书记的业务能力，就很难找到“合格”的人才。一切才能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实践的范围有限，常常是“这头长，那头短”。如果要求样样都长，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所谓“知人善任”，就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也说短道长，但他说短是为了否定长，否定长就是否定了人，这怎么能为革命事业发现有用之才呢？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去做艰苦的工作，人才就发现不了。因为人才本来存在于群众之中，他不过才能多一点。一定的实践范围造就一定的人才，但是，一定的实践范围又往往限制才能的发挥。因此，有些人才在他未被发现之前，可能并不十分突出，常常被人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工作，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奋斗精神，即使人才在你眼皮下，也难认出。要发现人才就得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进行全面的历史的了解。
“知人”是为了“善任”。当然不“知人”就谈不上“善任”，但“知人”并不等于“善任”。古人讲：不知人，害也；知人不用，害也；用而不任，害也；任又以小人参之，更害也。可见“知”和“任”并不是一码事。既然“知人”是为了“善任”，为什么有人却知而不任呢？据说有些怕。怕什么呢？一曰怕“用不准，出问题，担责任”。这要看出什么问题，一般的错误，谁也难免，人只能在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出大的问题怎么办？人是变化的，谁也打不了保票。我们要求的是荐选人，而不是叫你做保人。除了形而上学猖獗的“四人帮”，谁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个怕大可不必。二曰怕“得罪一些人”。用谁都有人反对，要看什么人反对，多少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有的人出于个人原因反对，这无关大局；有的人由于误解或随声附和反对，这要做工作；确有那么些人，你用他时，他不能干、不肯干、不会干，你用别人时，他反对。依了这种人，那就大家都别干。这种人得罪一下是应该的。三曰怕“冒尖了容易翘尾巴”。确有一些人，由于领导的重视，地位的变化，尾巴就翘起来了。这也不要紧，翘尾巴就敲尾巴，就是加强教育。四曰怕“威望不高，水平不够，拿不起来”。水平是在斗争中提高的，威望是在工作中形成的。既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也要靠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我们选人的路子对头，工作做得深入，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是可以提高水平和威信的。如果确实差距太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动员他下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也是对革命负责，也是对他关心，免得他“受罪”。所以这个怕没有必要。五曰怕“飞了”，“提得太高，叫得太响，被人发现，会给调走”。调走有什么不好？如果到别处工作比在你这里更能发挥作用，那不正是我们发现人才的目的吗？如果你发现的人才都被人家要走，在不同的地方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不正说明你的工作有方，眼力不错，功绩很大嘛！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这里有人才不用，或者大材小用，调到别处为党去做更多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呢？不用又不放，这个怕是不顾大局。
所有这些怕，归根到底，还是怕影响自己，还是没有做到大公无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单位，每个领导者，都有责任为国家培养人才。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胸怀：看到人才辈出，应该高兴，因为说明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如果有人超过了你，就更应该高兴，这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明我们的事业可以不断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完成这个革命，需要大批的千里马，更需要有“伯乐”。让我们树立公心，放开眼界，争当“伯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