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的战斗——访著名科学家高士其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韧性的战斗
——访著名科学家高士其
本报记者　柏生
病毒的入侵
一九二八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里，有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青年，全神贯注，正在进行研究工作。他细心保管着几十种细菌和病毒，观察它们的活动和繁殖，做着详细的记录。
这个中国青年到美国去留学，并不是因为他的家庭富有，而是因为他一九二五年二十岁时，从清华学堂毕业公费保送美国留学。这公费，原来是清朝败于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美国又用来“恩赐”给中国的穷学生，让他们到美国去留学。这对每个有着热爱自己民族和祖国感情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屈辱。这个青年便是这些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发愤图强，决心钻研一门科学——细菌学，学会本领，来拯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祖国。他在学习中表现出来的刻苦钻研、自我牺牲的精神非常突出。他一次又一次吞食过含毒的食物毒菌，作自身传染试验。
这些毒菌侵入人体以后，是可以歼灭的。可是，有些细小的病毒，却不能随便让它们侵入到人体的某一个部位。然而，在一次试验中，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意外地破裂了。病毒在他的左手上落了脚，接着便选择它的路线，经过左耳膜侵入他的小脑。一天晚上，他正坐在图书馆里看书，突然眼睛发花，天旋地转，眼球上翻。从此，每隔一个星期左右便要发作一次。从此，他的双手颤动了，脖子发硬了，两腿走路无力了，左耳开始聋了，面部失去表情了。他为了人民的健康，失去了自己的健康。然而，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
一九三○年的夏天，波涛翻滚的印度洋上，一艘巨型客轮正破浪前进。甲板上，一个面容苍白清瘦，但双目炯炯有神的年轻人，正支撑着病体，扶栏眺望。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中国高材生，途经欧洲回国，当时名叫高仕錤。
改了名字
一个朋友在报纸上看到了高士其的名字，问他道：“你为什么改了名字了呢？”
高士其爽朗地回答：“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这是多么响亮的语言，又是多么铿锵的诗句啊！
高士其在归国途中，就思考着一件大事。在海外的科学救国的梦想，在国内能实现吗？严酷的现实在等待着他。南京中央医院提供给他检验科主任的位置。他成天同毒菌打交道，知道毒菌怎样危害人的生命。现在，他在生活中又遇到那些人形的毒菌。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伪君子、假道学，一要官，二要钱。这些家伙象毒菌一样侵袭劳动人民的肌体，毒害人们的灵魂。就是在医院里也不乏这样的人形毒菌。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落落寡合。他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在与院长的一次尖锐冲突中，被迫离职，他失业了。
失业后，到哪里去呢？高士其的病越来越重了，写字都很困难。他在上海的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住了下来。他要进行细菌学的研究吗？没有条件，没有助手，没有实验室。然而，他要战斗。他在选择火力方向。他想，把自己知道的科学知识，细菌知识，告诉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不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吗？就这样，他用颤抖而快要瘫痪的手紧握着笔，在旧中国这块荒芜的土地上开垦起来。一九三五年，他的第一篇科学小品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诞生了。此后，每星期写两篇。这些作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容，而且充满鲜明的政治观点，很快使他在读者中赢得了声誉，在中国科普文坛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
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上响起了炮声。在这种形势下，他写作更努力了。他的文章既是科学小品，也是战斗檄文，他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向两条腿的法西斯毒菌进击。在《我们的抗敌英雄》这篇科学小品中，他写道：
“白血球，这就是我们可敬慕的英雄。这群小英雄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来侵，总是站到最前线。”
请看，这不是对抱着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之流的极大的讽刺吗？他的作品越出了科学的藩篱，成了政治的投枪了。
爬也爬到延安去
延安——革命的灯塔。它发出万丈光芒，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有志之士。高士其决心到延安去。他说：“我一天爬几丈路，也得爬到延安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高士其拖着半瘫痪的身子，往延安进发。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延安。
毛主席来到他住的窑洞里看望他，亲切地勉励他“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周副主席来到窑洞里探望他，勉励他同疾病作斗争，加紧学习，努力工作。
高士其铭记着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话，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说：“生活中如果只充满一个病字，精神便会空虚和烦恼；只有把自己的身心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起来，生活才会变得充实而有意义。”崇高的理想，鼓舞他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每天起床后，他要做操，工作和学习的间隙也要做操。他自己站不住，就靠着窑洞的墙壁练，实在站不起来，就坐在椅子上练。他在工作上，治病上都进行韧性的战斗。
一九三九年一月，高士其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又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在延安，当时生活异常艰苦，缺乏医疗条件。他忍受着病痛，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热心团结和教育周围的爱国青年，启发和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他在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浪潮中，写下了《我的原子也在爆炸》。他唱道：
“我虽然不能起来，
我虽然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上，
但是哟，
魔鬼们禁止不住我们声浪的交响”。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高士其来到了北京。在沸腾的革命激流中，他生命的光芒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异彩。在开国大典的那天，他坐着手推车到天安门前参加观礼。他说，“我的病和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
高士其的科学普及创作的春天真正开始了。他要为新中国而写作，为社会主义而写作。本来，他已经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那时他又在学俄语了。他说，“知识犹如人体的血液一样宝贵。我的病不能降低学习的要求。”他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创作。为了写一篇文章，他要看许多书，中外文都看。
高士其已经不能动笔，说话只能发出模糊不清的喉音，只有在他身边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人才能听懂，才能翻译出来。高仰之同志就是他写作上的一位辛勤的助手。有时碰到他说一个生疏的名词，谁也听不懂。于是，他就用颤抖的手，吃力地写下一个或几个字来。有的字别人要好长时间才能辨认清楚。他风趣地说，“我的字是天书。”
高士其是个多产的作家，创作态度又是严肃认真的。所以，他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人们都喜欢他的科学诗《我们的土壤妈妈》。这篇长诗曾经荣获儿童文学一等奖。
要进行艰巨的脑力劳动，对于高士其来说，不是容易的事。他身上的病毒在折磨他的小脑，也折磨他的全身。他看了一会儿书，眼皮忽然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直到有人来按摩了一会儿，眼皮才又恢复了知觉，睁了开来。他就这样进行创作上的韧性战斗，写出许多美好的作品，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北京二十三中的女孩子们读了他的作品，曾经送给他一面锦旗，上面绣了九个大字：
“您的人生是最美好的！”
杀菌的战术
明朗的天空出现了乌云。“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又使瘫痪老人遭受到精神和生活上的种种迫害。然而，老人的思想没有瘫痪。他要战斗，他在战斗。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毕生都在进行韧性的战斗啊！
一九七五年，巍峨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周总理紧紧握住了高士其的手，向他问候。高士其同志激动万分，他艰难地向总理问好！他有千言万语要向总理说，可是他知道，他的语言是周总理所听不懂的。他向助手把千言万语凝炼成这几句简短的话：
“敬爱的周总理：祝您健康！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您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周总理看了，随即举起这张条子高声说：
“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好！”
第三天，周总理在这张条子上作了亲笔批示，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可是，批示到了中国科学院，仿佛石沉大海，原来给压下来了。“四人帮”的黑手伸到了中国科学院。
作为细菌学家的高士其，又看到了人类的毒菌在进行猖狂的活动了。他不能停止工作，不能停止写作。写作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之火不熄灭，他的写作也不能停止。“不发表我也写。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毒菌消灭。”他写什么呢？早在林彪肆虐的时候，他就写了《杀菌的战术》。然而，没有出版的机会。
“不能躺下，要战斗！”高士其怀着对“四人帮”一伙毒菌的深仇大恨，继续写作《杀菌的战术》。他内心深处在微笑：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确，春天不远了。
秋天里的春光
西山红叶正艳的时候，春天提早到来了。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北京的天空分外明朗。乌云散了，阳光洒遍长安街。高士其又坐了手推车，在欢乐的海洋中驰过了天安门。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杀菌的战术》的胜利。
《杀菌的战术》出版了。高士其又在歌唱了。他歌唱华主席，歌唱科学的春天。他恢复了青春。那些少先队员，亲昵地叫他高爷爷。他高兴地说，不要叫我高爷爷，叫我高伯伯吧！我年轻了。他发表文章，写诗，比过去更辛勤地写作。有人为他统计了一下，解放后他已经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了。他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他还在战斗，他会写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