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
郑异凡
列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地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一生。然而，列宁这光辉的战斗历史，也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篡改、伪造。在他们横行之时，那些帮用文人连篇累牍地炮制文章，胡说什么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即其一例。
列宁一生反对过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然而，遍查《列宁全集》，在列宁批判过的对象中，却从来没有“唯生产力论”一说。《列宁全集》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唯生产力论”或“生产力论”这个词。列宁同一个不存在的“敌人”进行了战斗，岂非咄咄怪事！
被那些帮用文人奉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经典”的是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2页）。程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文就整段地引用这篇文章来批判“唯生产力论”。因此，很有必要看看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批判的到底是什么。
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是直接针对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而作的。苏汉诺夫是个老机会主义分子，一九○三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一九一七年参加孟什维克，俄国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编辑之一。他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间写了七卷《革命札记》，以回忆录形式逐日逐月记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宣扬孟什维主义观点。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晚，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当夜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新任务的即席讲话（内容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四月提纲》）。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指责列宁的讲话“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宣传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在西方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代表微弱少数的无产阶级和雇农苏维埃不能反对多数的意志和利益而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
一九二二年底和一九二三年初，列宁在病中阅读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三、四卷，接着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和十七日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篇重要文章，对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们的论调作了批驳。
列宁批驳的是什么谬论呢？是批驳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前提这个理论吗？不，列宁是承认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当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叫嚷“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把这当作“口头禅”的时候，列宁承认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也就是说，列宁没有否认俄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客观现实，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同苏汉诺夫之流争论。
生产力水平低，无产阶级不占居民人口的多数，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到二十世纪初，这还是一条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原理。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谈到意大利革命前景时指出，意大利大工业很不发达，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村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社会党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恩格斯指出，意大利的情况有如马克思一八六七年讲到德国时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恩格斯的这个论点后来曾被广泛引用。
对此类言论能不能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呢？能不能说这就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呢？不能。我们看到，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2页）对这个观点，斯大林四十年以后（一九四六年）在为全集第一卷写的序言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接着强调说，“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同样在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是大家公认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页）可见，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并非异端邪说，而是当时公认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列宁指出，这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并且说“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2页）显然，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要不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看，并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斥责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呢？
列宁斥责他们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这些人已习惯于西欧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那条道路。他们设想的正常道路，是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壮大，成为人口多数，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爆发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情况起了重大变化，他们仍然死抱着这个公式不放，这就不能不遭到列宁的斥责。
十月革命前后，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首领们无视俄国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出于其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的本性，以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等等为借口，否定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否定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在驳斥此类指责时一再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同上，第691、692页）很清楚，列宁这里强调的是反对死抱着教条不放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简单地背诵和重复“公式”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正是因为列宁不受众所周知的“公式”的束缚，针对俄国具体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坚决率领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才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前面提到的谈意大利革命的那篇文章中，在指出不可能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时候，并没有去束缚意大利革命者的手脚，而是马上作了重要的说明：他尽管确信自己的一般策略的正确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是另一回事；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2页）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显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决不是什么批判了“唯生产力论”的结果，而是运用革命辩证法的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十月革命的实践充分证实了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四人帮”的帮用文人们在引证列宁这篇文章时，恰恰只谈“革命”，而对革命胜利后，怎么利用已取得的前提（如驱逐地主、资本家）去发展生产力，追上别国人民，却噤若寒蝉。然而，这个任务是帮用文人们的秃笔所抹煞不了的。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要运用政权的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创造宏伟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在十月革命之后，只要形势许可，列宁总是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马上提出管理俄国的任务。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不久，由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把军事任务放到首位。一九二○年底，俄国国内战争行将结束时，列宁立即提出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并且把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看作“主要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一九二三年初，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重申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同上，第687页）列宁把经济和文化建设看作是使国家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保证。列宁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是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大事，因而在一定的时候也就成了头等的政治任务，而决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
发展生产力无罪！列宁从来没有把谈生产力的重要性，把发展生产力，抓经济建设，当作什么“唯生产力论”来批判过。他只是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无视革命的辩证法，死抱着他们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的“公式”不放，并把它作为反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这是一场捍卫革命的辩证法，反对僵死的形而上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