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中生根——记作家柳青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在人民中生根
——记作家柳青
听到柳青同志猝然辞世的噩耗，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千百万读者期待他写完《创业史》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是谁夺去了这位作家的生命？是谁造成了我国革命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中国革命文化的死敌！
柳青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作家。一九六○年，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成熟。文艺评论家们把《创业史》列入现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实践证明，这些赞誉并不过分。
但是，柳青留给中国文学界的遗产，并不只是他的小说，还留下了他那无产阶级作家的可贵的革命品格。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几十年如一日，深入生活，刻苦写作。他那朴实、严肃、深沉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柳青就爱上了文学。但是，他真正走上革命文学道路，却是他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
一九四三年春天，柳青在《讲话》指引下，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乡文书。那时的乡政权机构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乡长、指导员、文书。乡文书的工作是繁重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天天吃的高粱饭、山药蛋、糠炒面和干白菜。由于工作劳累，生活困苦，他大病了一场。在老家种地的哥哥来看望他，要接他回家休养；县委书记说，他可以回县上工作。但他拒绝了哥哥和书记的劝告，坚持当了三年乡文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根据这段斗争生活写成的。
米脂的三年，是柳青革命文学道路的真正起点。正是从这时开始，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他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说道：“要想写作，就先生活。”“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因此，到生活中去，这是柳青发自内心的一贯要求。
全国解放以后，柳青写完了《铜墙铁壁》，就告别北京回到他多年生活的陕西，在长安县安家落户。为了熟悉全县的历史和现状，他担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半年以后，他作为县委委员，下到王曲区皇甫村。皇甫村有个中宫寺，柳青做了全家的住所。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在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
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党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
读过《创业史》的读者当还记得，主人公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们进山割竹子的那两章，写得那样动人心弦，富于生活气息，这是因为柳青也曾亲自拄根棍子，带上干粮进过终南山。这两章中，进山的人们每晚摆开象棋大战三盘的战况，写得是那样硝烟弥漫，风趣盎然，要知道，柳青也曾和那些庄稼人对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柳青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
在这种生活中，柳青同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皇甫村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庄稼人。柳青住的中宫寺是干部们的“会议室”：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这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有时党的支部会也搬到这里来开。柳青住的中宫寺又是群众的“问事处”：那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总爱上这里，蹲在脚地里，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
长期在农村生活，城市生活的现代物质享受，他自觉地放弃了。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他从容微笑；在不负责任的议论面前，他决不动摇。他认定，自己长期落户农村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一个作家深入了生活，是不是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呢？柳青认为：不，远不是这样。作家还要在学习社会的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不虚假地认真改造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说过：作为一个作家，“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在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他决不是个袖手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
柳青到长安落户时，正是伟大的合作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的年代。几千年分散的小农经济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了。社会主义就要占领这个广阔的阵地了。柳青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互助组——王家斌互助组的巩固工作，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初级社——胜利社的建社工作，亲自参加了长安县合作化运动充满着斗争和曲折的整个战斗历程。
当时的胜利社社长王家斌至今还记得，建社初期，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一九五三年冬的那个大雪天，柳青踩着一尺多深积雪赶到王家斌他们那里时，简直就是个雪人了。当时的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至今还记得，胜利社成立初期，一个社员看着那年麦子长得好，要退社单干，柳青听说后，不顾正犯哮喘病，让他背过正涨大水的滈河，整整开了一夜社员大会，说得那个社员难过得流眼泪。皇甫村的庄稼人至今还记得柳青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那会场情景：人们早早都来了，后来的人直往前面挤，柳青讲得那样生动，那样叫人爱听，人们中途上茅房，都要来回小跑着，生怕少听了几句……
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始终和皇甫村群众共命运。当“共产风”、“浮夸风”袭来的时候，他和皇甫村的干部一起，同这种歪风作了坚决的斗争。在社教运动中，他勇敢地抵制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保护了长安县和皇甫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即使有人诬蔑他是什么“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他也毫不在乎。
柳青很关心集体的生产。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集中群众智慧，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上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了劳力、畜力，这个经验在全县都推广了。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帮助社员饲养好耕畜，巩固集体经济，柳青和干部、社员们集体讨论，执笔写了一个《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人觉得，象《三字经》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创业史》伟大，作家柳青实在不应该让这些东西耽误了他创作大型作品《创业史》的时间。但是，柳青说：“外面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我能坐在房子里安心写作吗？”
接近柳青的人都知道，他在文章、讲话、谈天中，总是避免谈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自己——不让拍他的电影，不让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不求名，也不求利。一九六○年，当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时候，一万六千余元的稿酬，柳青不留分文，全部献给了皇甫村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他说：“我也是个公社的社员，只是社员参加的是体力劳动，我参加的是文字劳动。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个医院。三从扎根陕北，四十年代写出《种谷记》、五十年代写出《铜墙铁壁》，到落户皇甫，六十年代出版《创业史》，这几十年的岁月证明：柳青不愧是聚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一大批优秀作家中的一个。但是，这样一个作家，却令人愤慨地遭到林彪、“四人帮”极端残酷的迫害。就在“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后不久的一九六六年夏天，柳青被打成“黑作家”，《创业史》被诽谤为“大毒草”。他被从皇甫村揪到西安批斗，长时间关在“牛棚”里。
但是，尊重事实的人们，抗议这种迫害，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所在党支部的书记，想从他那里挤出材料，证明“柳青是凌驾于党之上，不过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这位农村党支部书记严词正色说：“他按时交党费，和我们一样在支部过生活，咋特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的邻居，想诱使他们证明：柳青在皇甫村盖的是“地主庄园”，“过着腐朽生活”，得到的回答却是：“那个破庙在着哩！你们有眼?，看这是‘地主庄园’吗？笑话！”“什么腐朽生活？！柳青和我们庄稼人什么都一样，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作家！”别有用心的人搜罗到一些“材料”，找到公社，要给盖上公章。一看这些“材料”，人们火了。一个公社干部指着那伙人的鼻子说：“这儿是皇甫公社，由不得你们胡来！”
但是，诽谤并未中止，相反却愈演愈烈。一九六九年，在“四人帮”一个亲信的指使下，竟然进一步把柳青打成“现行反革命”、“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对柳青的迫害是更加残酷了。他的爱人马葳——他创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上的细心照护人，也被他们迫害致死！
在这一切面前，柳青并没有低下他那服从真理的倔强头颅。这个具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确认：实事求是才是党员的革命品质，坚持真理才是党员的革命风格。他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对那些捏造和诽谤，则寸步不让，拒不承认。就是在被拉到批斗会上，硬要他屈辱地“自报家门”：“我是黑作家柳青”的时候，他从来毫不畏缩地说：“我是正在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要他说：“《创业史》是毒草”，他实事求是地承认：“这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
一些人认为，柳青这样硬顶，是“太不识时务了”。好心的朋友也劝他：“别那么倔了。承认一下自己是‘黑作家’，又有什么关系呢？”柳青怒睁圆眼，批评这位多年的老朋友：“那怎么行？！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个中国人?！要有坚持原则的骨气，不能做软骨头。”
也有一些好心的人，看到柳青当时极端困难的处境，曾不止一次地劝过他：给那些“管文化”的“中央首长”写个信吧！但是，对这些劝告，柳青一概严词拒绝了。
这个矮小身材的作家，他那瘦弱的身体里，积蓄了多么惊人的坚持真理的力量啊！
政治的迫害，精神的打击，肉体的折磨，使柳青的身体完全垮了。他原来就有的哮喘病，急骤恶化为严重的肺心病。他生命危在旦夕。在他病情险恶的时候，他向前来看望的长安县干部嘱咐着后事：“我死了以后，请你们以朋友的名义……把我的尸体拉回去……埋在皇甫村的原野上……”
但是，柳青不能死！人民需要他，党需要他。哺育着这位作家的人民群众，保护了柳青；培养了这位作家的党，关怀着柳青。在长安县的干部和群众，在所有热爱这位作家的人们多方努力下，柳青住进了一个休养所。一九七三年，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一封反映柳青病情严重的信，送到了周总理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柳青，当天就作了重要批示，柳青被送进了北京的首都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柳青病情稍有好转；但是，周总理的批示，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后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不过，柳青毕竟还是幸运的。他以重病之身，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柳青知道，他的有生之年是不多了。他深为难过的是：曾向人民作过《创业史》要写成四部的郑重宣布，怕是难以实现了。要赶紧做！这种对人民的责任感，鞭策他进行艰难的最后冲刺：去年一年，《创业史》第一部作了很大修改再版了，接着，第二部上卷又出版了。去冬今春，他的病情再度恶化，衰弱的心脏每分钟跳到一百二十次，每天要吸六、七个钟头的氧气才能维持生命。就是在鼻子里插着输氧皮管的情况下，他还蜷曲在床上加工《创业史》第二部的下卷。但是，病魔扼杀了他的呼吸，六月十三日，柳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今年三月，柳青在病中给陕西省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作了一个录音讲话——《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他对青年们这样说道：“同志们，我最后对你们讲一点忠告：谁是有出息的？谁没出息？我认为，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
这是柳青留给文学青年们最后的遗言。这遗言寄托了他对后来者的亲切期望。
中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们一定会记住这位前辈的遗言。
本报记者　徐民和　谢式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