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
吴　强
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长留着这样的永远不会消逝的体会：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得到一点成绩、收获，都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分不开。多年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象阳光、雨露、乳汁一样，照耀着、哺育着我们成长；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着我们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战斗前进。周总理多次在文艺工作者的集会上给我们做报告，同我们恳切谈话，关心、鼓励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工农兵创作，努力艺术实践，叮嘱我们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现在，他那严肃、慈祥的言语、声音，还萦回在我们的耳畔，深刻在我们的心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主席庄严地宣告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声音！
这是伟大的战斗号召！
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进军开始了！
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伴随着其他的革命事业，逐步地走向花荣叶茂的繁荣之境。文艺工作者们下工厂、下农村、下部队，投入到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火热斗争中去，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吸收营养，接受教育，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丰富的斗争生活的炉火所锻炼，为斗争生活中万千生动的景象所激发、所感染，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所驱使，更重要的，是为毛主席那伟大的声音也是伟大的战斗号召所鼓舞，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们，拿起笔来，以笔作刀枪，进行战斗，文艺作品便陆续产生，文艺创作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我的长篇小说《红日》也就继许多作品之后，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完稿，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在同年七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一九五九年九月印行第二版，到一九六五年，先后共印刷了二十几版，并由外文出版社于一九六一年印行英文版本。
叛徒江青伙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勾结当时窃据一部分军政大权的林彪，为了他们共同的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按照他们反革命的策略步骤，首先在文艺领域发难，以打开缺口。他们编造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来的中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一口加以否定。他们把十七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之下的文艺成果一笔抹煞，把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一概“砸烂”、“打倒”、“枪毙”，随心所欲一个一个地给戴上“毒草”、“大毒草”、“特大毒草”的帽子。无耻地自封为什么“旗手”的文艺界打、砸、抢的黑司令江青，早在一九六五年在上海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就在一次谈话中，给小说《红日》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平主义”、“自然主义”三顶大帽子，定为“特大毒草”，和其他许多革命文艺作品一起，被列为“禁书”，禁止借阅，禁止销售发行，判了“死刑”。
《红日》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它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歌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匪军高级将领李仙洲、张灵甫等的丑恶。时至今日，事情是十分清楚了！四十多年以前，江青就是叛徒，张春桥就是国民党特务，姚文元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而他们三个又原是一根老藤上生长出来的毒瓜——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儿孝女。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使命和他们的本能本性，就是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敌，就是与工农劳动人民作对。所以，革命作品所歌颂的，正是他们所反对、所仇视、所憎恨的；革命作品所暴露、所鞭挞的，正是他们所拥护、所效忠、所亲爱的。这也就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所以要把包括《红日》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文艺作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根本原因。
“四人帮”可以掀起妖风恶浪，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造谣诽谤、妖言惑众，可以陷害革命忠良……但他们毕竟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势力的代表，毕竟是一小撮妖魔丑怪！客观事物的发展，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他们费尽心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美梦，终于被砸得粉粉碎了！他们十年的反革命罪恶行为，判决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死刑，使他们自己堕入了十八层地狱。
说《红日》是“毒草”，是“特大毒草”，那是“四人帮”对《红日》的污蔑、诬陷。
《红日》不是“毒草”，更不是“特大毒草”。
但我并不因此就说《红日》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
《红日》是有缺点的。
一九五七年《红日》出版问世以后，我收到过许多读者的来信，看到过一些评论文章，来信和评论的作者热情地鼓励我，同时向我提出一些中肯的宝贵的意见，指出书里存在的缺点。和我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还有一些领导同志，都为我写了这本书而表示高兴，他们亲切地关怀我和《红日》这本书，同时，也要求我对书的某些章节的某些内容、某些字句，作必要的修改。我的老首长、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在一九六○年夏天同我谈话时，说他看过了小说《红日》，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一九六五年八月里，陈毅同志来上海，见到我的时候，又用“大胆创作，审慎发表”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敬爱的陈总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他和其他首长们、战友们、读者们鼓励我、告诫我、关心我的深情厚意，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增添继续前进的力量。趁纪念建国十周年改版重印的机会，我考虑了、采纳了读者们、同志们的意见，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对书的内容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并写了一篇《修订本序言》，将我的创作构思、创作意图和修改了一些什么具体内容，作了简略的叙述。一九六四年我在江苏常熟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对这本书再次作了修改，在《再版的话》里，我表示说：“今后继续吸取同志们的意见，继续地考察自己作品的缺点，进行必要的修改，仍然是我的责任。”
现在，骑在人们头上猖狂了十年的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已经在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铁臂巨掌之下粉碎了！
林彪、“四人帮”编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破产了！
与许多革命作品同命运的《红日》获得了新生。
我考虑了再版以后十几年来读者们提出的新的意见，将《红日》逐字逐句地检阅之后，觉得关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描写，关于用词用字等，还须再作修改。例如：为了使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在政治上不受损害，让他的性格和政治气质在后来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我把书中第八章的下面一段描写：“象一个国民党的大军官，头戴高檐大帽，……身穿黄呢军服”，以及后面的有关描写删去。又如，有的读者提出，书中对军长沈振新在抢渡沙河时落水遇救，有损于这一高级指挥员的高大形象。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好的、正确的，在这次修改时，便将书的第十三章五十六节关于沈振新落水遇救的情节作了改动，将原来写的沈振新不会游水改为会游水，将他在紧急的危险关头得到杨军的及时救护，改为他自己征服了惊涛骇浪，与杨军同时游到了沙河对岸。至于书中关于华静与梁波爱情生活的情节和有关的描写，在一九六四年的那次修改中已经删去，这一次，将存留在字里行间的痕迹，也一概抹掉。此外，在这次修改中，对书中的字句，也作了较多的改动和修饰。
对获得将这本书再次修订的机会，从而使这本书又减少了一些缺点，在出版问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与读者们重新见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打倒了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文艺大解放！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高高飘扬着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百花争艳的春天。
我愿和我们革命文艺工作同志们一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战线新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一九七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