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反对变相买卖婚姻 《浙江日报》就一封农村青年读者来信组织讨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坚决反对变相买卖婚姻
《浙江日报》就一封农村青年读者来信组织讨论
新华社编者按：这篇报道所反映的变相买卖婚姻的情况，是令人怵目惊心的。
变相买卖婚姻不仅给广大群众，特别是给青年在精神上、经济上造成沉重负担，甚至酿成家破人亡的悲剧；更严重的是，它象毒菌一样腐蚀着青年，腐蚀着社会。广大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早就要求对这种坑人的陋习来一个革命。
我们要结合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罪行，破除在婚事上的旧风俗、旧习惯，坚决反对变相买卖婚姻。对广大群众进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教育，提倡节俭办婚事。对于极少数严重违法乱纪，不择手段地敲诈钱财的坏人，要予以打击。
新华社杭州七月二十四日电　本社记者汪伟民报道：《浙江日报》最近发表题为《一位农村青年的苦恼》的读者来信，揭露和批判了在婚事上的旧风俗、旧习惯，并就此事在报上组织讨论，反对变相买卖婚姻，在全省各地引起了热烈反响。
《一位农村青年的苦恼》的信，是绍兴县东方红公社胜利大队青年社员陈柏松写的。信中说：“四年前，我和邻村的一个姑娘订了婚。当时，对方提出了许多条件：第一、聘金论岁数算，一岁十二元，少一元也不行；第二、要六坛老酒，以孝敬女方父母；第三、要衣服八套，其中有三套要毛料、呢料的，还要毛线三斤；第四、要太婆盘十元（是孝敬姑娘祖母的）；第五、要金戒指一只，金耳环一副；第六、订婚时要大办酒席。这样，我光订婚就花去五百多元。这算‘头耙’，为要结婚，还要‘二耙’，什么高级家具、几大件，都要一一筹办。再加上办喜酒，至少还要花上一千多元。我们农村现在生活水平还不高，结婚要那么多钞票是多么难！”“在订婚比彩礼、结婚比排场的坏风气包围下，对方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她见我不能满足她的要求，就认钱不认人，几次三番上门退婚，弄得我毫无办法。最后，只好解除了婚约。”这位青年在谈到自己的心情时说：“这些日子来，我一投入轰轰烈烈的农村三大革命斗争，这些伤心事丢到脑后。但一回到家里，想起结婚讲彩礼、讲阔气的歪风，看到与我同样命运的哥哥（他也为对象所厌弃），就又苦恼起来，思想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这封来信发表后，各方面的读者纷纷给《浙江日报》编辑部来稿来信参加讨论，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等地的读者也关注这场讨论。群众高兴地说：“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报纸上，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报纸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有些来信来稿反映的问题，比陈柏松信上揭露的情况还严重得多。如有的索取“聘金聘礼”多得吓人；有的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索取钱财，要男方付出“见面钱”、“好看钱”、“肚痛钱”（母亲生女儿时肚痛，女儿出嫁时就要拿钱孝敬母亲）、“拦轿包”（出嫁那天突然提出要钱要物的清单，如不满足，不上轿、不出娘家门）、“拦门包”（到了婆家门口，不给钱，不进男家门）等等。来信来稿说，群众恨透了这一套，斥之为“敲竹杠”、“苛捐杂税”。
由于变相买卖婚姻的影响，使一些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受到极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诸暨县大建溪大队有个社员，因为结婚欠下了一大笔债，虽然夫妻俩起早摸黑地干，但现在儿子已经二十来岁了，欠的债还没有还清。常山县狮子口公社一位男青年与一个姑娘恋爱，女方家里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男青年花了许多钱，最后因为少三十元钱，没有办成亲事，这位男青年因受刺激太大而患了精神病。上虞县一封来信反映，有个男青年家庭经济较困难，为了满足对象的要求，将一只母猪和几只尚未长大的小猪都卖了，又东借西凑，才勉强凑足了“聘金聘礼”。婚后才知道，女方已经象这样变相高价卖过三次，他后悔莫及，加以婚后感情极差，最后逼得服农药自杀身死。死后刚一个多月，女方的两个哥哥就又用同样的手法将她变相卖给了别人。
广大群众在来稿来信中，对这个讨论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希望。他们认为，要刹住这股歪风，关键在于党委重视，应当把它看成是关系到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积极性，更好地为完成新时期总任务而努力奋斗的一件大事。党委要抓，共青团、妇联要抓，人人都要关心这个问题，真正造成节约办婚事光荣，搞买卖婚姻可耻的社会风气。一些司法部门的同志来信说，要联系实际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对个别严重破坏婚姻法、屡教不改的坏分子，要绳之以法，予以制裁。
最近，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室就这一问题的讨论情况通报各地，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社会舆论都来关心这件事，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批判“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