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要革命，不要“做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共产党人要革命，不要“做官”
晨　平
在《革命烈士诗钞》中，有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年仅二十八岁的夏明翰烈士写在刑场上的就义诗，是一个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遗言。这气吞山河、光照千古的壮烈诗篇，充分表现了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献身精神，激励着无数革命“后来人”前仆后继，去完成他们未完的伟大事业。
从夏明翰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高歌、悲壮就义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及其统率的革命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灌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开始了。在这继续革命的征途中，有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是不愧于革命“后来人”称号的。他们有的虽然已是鬓发斑白的老年，却依然葆其美妙的革命青春；有的曾经蒙受“四人帮”无情的诬陷、打击，却丝毫没有挫伤拨乱反正的斗争锐气；有的时时被伤残病痛折磨着肉体，却忘我地投入造福于下一代的艰巨劳动。他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奋力把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倾注全部的心血。在他们身上，闪耀着革命先烈那种可贵的献身精神。
但是，在我们周围，也不难看到，有那么一些领导干部，他们的精神状态同这种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说话、办事、想问题，“怕”字当头，“混”在其中，手脚甩不开，步子迈不动，工作局面打不开；他们脱离了群众，也忘了群众。在他们那里，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落不到实处，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实现，形成了“两头热中间冷”的不正常状况。本来，粉碎“四人帮”，挡道的顽石搬掉了，抓纲治国大的方针政策确定了，“内外形势好，应争上游先”，正是一切革命领导干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带领广大群众甩开膀子大干的时候。但是，这些同志并没有从一日千里的革命形势中看到自己的重大责任。相反，朝思暮想的是如何保住他那个“官”。他们奉行的是“保官哲学”。这种“保官哲学”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和手脚，使他们逐步变成新长征途中的落伍者。
“凡事莫为天下先”，是这些同志的座右铭。你要雷厉风行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吗？他会说：且慢，看看人家怎么搞再说。你要旗帜鲜明地纠正冤案、错案，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昭雪、平反吗？他会说：别急，等别人干了我们再干。你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实行合理的奖励制度吗？他会说：莫慌，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具体经验。凡是关乎重大原则的问题，凡是当前工作中的尖锐矛盾，凡是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这些人总是望而却步，视为“险区”，决不会比别人先走半步。须知，假如没有一八七一年法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创建巴黎公社的“天下先”，哪有世界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新纪元；假如没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城头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没有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的“天下先”，哪有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坐江山。过去，推翻旧世界，有无数共产党人披荆斩棘，“争为天下先”。现在，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同样需要有千百万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激流勇进，“争为天下先”。可是，那些奉行“保官哲学”的人，只希望别人去“争为天下先”，巴不得有人去涉激流、攀险峰，为他们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开辟一条安全可靠的坦途，好让他们安安稳稳、“不偏不倚”地走过去。当我们踏上新的长征路，从事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时，这种精神状态多么不符合我们时代的潮流，多么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
“不点头，不摇头，遇到矛盾绕道走。”是这些信奉“保官哲学”的人处理问题的准则。一个领导干部，总要处理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各种问题，总要明确地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这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有的遇事不肯亮旗帜，叫你分不清他是点头还是摇头；有的擅长“太极拳”，能推则推，能拖则拖；有的练就一副铁腿，专踢各路来“球”。下级要求指导工作，群众要求解决问题，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回答不是“研究研究”，就是“请示请示”。而一
“研究”、一“请示”，再也没有下文。人们不满于他们这种暧昧的态度、拖沓的作风，称他们为“研究书记”、“请示委员”，倒也惟妙惟肖，恰如其分。若说这些同志对下级的请示报告一概不作答复，那也不是事实。他们有时也作答复，但往往是原则而又原则，句句话都没有错误，甚至和上级的文件、报告一字不差，可就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抽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使原则脱离了实际，用空话代替了对情况的具体分析和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一天要当两天用，许多问题要求我们迅速解决，多少工作要求我们快见成效，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回避问题，绕开矛盾，靠说空话混日子，多么误事呵！
人们也许会问，这些同志为什么会有这种精神状态，是不是给“四人帮”扣帽子、打棍子整怕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看来，心有余悸，确实是这些人身上的通病。但是，遭受“四人帮”荼毒的同志千千万万，为什么别人能够通过揭批“四人帮”，清除流毒，分清是非，振奋精神，大胆工作，唯独他们挣不脱“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为什么他们不睁开眼睛看看已经大变了的形势，不到群众中去呼吸一点清新的政治空气呢？放眼长城内外，大江上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党内外民主生活日益正常化，谁要是再搞“四人帮”那一套是不那么容易了，硬要搞，只能是为自己的垮台创造条件。特别是最近公开发表了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对健全民主集中制更是有力的推动。在今天，还象“四害”横行时那样抱着如履薄冰的不安心理，看来是大可不必的了。至于因为干工作而犯一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犯了错误改过来就是。我们党向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向来不主张动不动就罢“官”。现在，粉碎“四人帮”快两年了，别人都在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为三年大见成效挥汗奋战，而你还是余悸未已，究竟要悸到何时？这确是值得严肃考虑的问题。
信奉“保官哲学”的人，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说明他们缺乏革命责任感，不是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但求无过”，却未必然。谁都知道人的肌体是由众多细胞组成的，如果有一批细胞不活跃了、僵死了，势必影响整个肌体的健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象一个“肌体”，如果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因为领导者的失职变成了不活跃的“细胞”，不是同样也会危害这个“肌体”的健康吗？！现在，“神州九亿争飞跃”，你却在那里畏首畏尾，徘徊不前，贻误了战机，浪费了时间，这算不算是过错？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说过：“没有一种不幸可与失掉时间相比了”，我们的同志应该有更深切的体会才对。
许多同志都记得，有一位深受群众敬重的老一辈革命领导干部，在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打击之后重新出来工作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这话是多么感人肺腑啊！本来，毛主席早就谆谆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做官还是革命，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是能不能履行共产党员责任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奉行“保官哲学”还是坚持继续革命，是对每一个担负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希望那些搞“保官哲学”的同志，用上面引用的那位革命领导干部的话作为镜子照照自己，也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如果要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就要坚决扔掉庸俗低级的“保官哲学”。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轻装前进，走到新长征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