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之树常青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生活之树常青
宋洪训
翻开《列宁全集》，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导师列宁不止一次地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德国诗人歌德几乎花费六十年的心血写了一部不朽的史诗《浮士德》。在《浮士德》的第一部第一场里，诗人给我们勾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探求真理、热爱生活、向往创造的浮士德；一个是妄自尊大、脱离生活、庸俗猥琐的瓦格纳。浮士德所探索的是生活气息浓厚的、能够回答人民的迫切需要的知识；瓦格纳却追求僵死的书本概念、与生活脱节的空洞理论。浮士德深感自己知识浅薄，不惜走着艰难的道路，勇于投入战斗，反对那些无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人。在诗人的笔下，浮士德确实是一位勇敢进取而又不感满足的学者；而瓦格纳恰如一条龟缩在甲壳里的蜗牛，整日想困居书斋，“啃啮下一卷复一卷、一页又一页的经传”。难怪诗人把他称作“在干枯科学中的猥琐爬虫”。接着，在《浮士德的书斋》一场里，诗人通过摩非斯特的嘴道出了一条鲜明的哲理：
灰色的理论到处皆有，我的朋友，
只有生活的绿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列宁在自己革命活动的不同时期，多次引用这句至理名言，决不是偶然的。列宁总是针对着革命路途上和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瓦格纳。
列宁轻视理论的意义吗？当然不是。谁都知道，列宁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同忽视理论、崇拜自发性的“经济派”作毫不容情的斗争。“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反复述说的这句话，对于理论的重要意义，恐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也正是列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总是“请教”马克思。克鲁普斯卡娅写过一段生动的回忆，她说：“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他又去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可以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不是为了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这种信念伊里奇是足够的，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
对于列宁来说，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富于创造的列宁从来不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而总是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估计现实中的确凿事实，作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推动理论向前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仔细地研究了客观现实，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据统计，列宁写《帝国主义笔记》所引用的书籍共一百四十八本，其中一百○六本德文书，二十三本法文书，十七本英文书，两本俄文书，另外还有四十九种德、英、法的期刊杂志。列宁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当然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确切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取得的光辉成就。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作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断语，并根据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结论。列宁的胆略引起了机会主义者们的咆哮，一时间，诽谤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他们叫嚷：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诬蔑列宁在说“梦话”，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乍看起来，机会主义者似乎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不是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恩选集》第1卷第221页）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前进呢，还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实了列宁的伟大创见。
应当说，那种脱离实际生活、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理论，确实是灰色的；相反地，同实践紧密联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同生活之树一样，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