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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回忆贺龙同志的前期革命活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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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78-08-02
第2版()
专栏: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回忆贺龙同志的前期革命活动
廖汉生
“革命者不是那种在革命到来的时候才变得革命的人,而是那种在反动势力最猖獗、自由派和民主派最动摇的时候捍卫革命的原则和口号的人。”(《列宁全集》第19卷第224页)
贺龙同志正是列宁指出的那种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在革命惨遭失败,白色恐怖笼罩祖国大地的情况下,抛掉“高官厚禄”,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的。林彪、“四人帮”胡说贺龙同志投身革命是“政治投机”,这是恶意诽谤,不值一驳。
(一)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三万多共产党员大部分牺牲、失散,有的消极不干了,有的登报宣布脱党,还有的成了反革命的走卒。坚定的共产党人,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其中一部分汇集南昌古城,决心举起武装革命的大旗。有胜利把握吗?以三万劲旅消灭南昌城内六千余敌人,是有把握的。可是以后呢?前进的道路上肯定到处是艰难险阻。就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个党外人士、掌握精锐之师二十军的军长贺龙,却听从党的调遣,参加和领导了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难道是谁给他施加了什么压力?难道是给了他什么好处,还是出于绿林好汉路见不平的心血来潮?不!都不是!
千里长流总有源,乔木植根沃土中。贺龙同志在危难之际投身革命,决非偶然,有着很深的阶级和思想根源。他从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光明之路,而走这条路,必须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贺龙同志本名贺文常,又名贺云卿,一八九六年旧历二月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全家仅有两亩瘠薄的山地。父亲贺士道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除了种地以外,还走乡串寨做裁缝。贺龙同志姐弟七人,全家人多劳力少,收入难以糊口。年幼的贺龙,长到七、八岁还经常衣不蔽体。他挖地除草,拾柴放牛,样样都干。有时还带上剪刀、尺子,跟着父亲学做裁缝手艺。到了十四、五岁,生活逼迫贺龙闯向社会。他邀集一些伙伴赶马运盐,出没于湘鄂川黔的丛山密林之中,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面对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的敲诈勒索,贺龙多次拿起棍棒、铁尺,同地主恶霸作斗争。虽然多次失败,他却懂得了一条真理:天不翻,日子没法过;手里没刀枪,天就没法翻。为穷人打天下的鸿鹄之志,在贺龙心中发芽、生根、成长起来了。一次,他从贵州赶马回来,行走在一个叫石门坎的大山中,下面是悬崖绝壁,上面是茫茫林海,他对同伴说:“如果我们是扛得有枪的穷人的军队,驻扎在这里,就是有千军万马也无法攻上来。”
在桑植到湖北宣恩的边境,有一个叫巴茅溪的盐局税卡,一百斤盐经过这个税卡,按十四块光洋见三抽一,要抽四块多钱。交不出光洋,就要扣人扣盐。一次,贺龙的同伴被扣住了。怎么办?砸了它!贺龙约了一帮小伙子,拿起菜刀,趁黑夜冲进巴茅溪税卡,砸掉了盐局,救出了同伴,缴获了十来支枪。这就是流传在人民中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时间是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
刀劈了盐局,竖起了义旗。贺龙同志就此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造起反动派的反来。他带领队伍在桑植活动了几年,东奔西突,杀了一些贪官,除了一些恶霸。后来,这支队伍又打开慈利,攻破澧州,吓跑了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得了州城,当了澧州镇守使。他厌恶旧官场上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丑态,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采取了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可这又怎能使人民彻底摆脱苦难?第二年,澧州地区碰上几十年未有的大旱,地主豪绅卡住粮食不卖,市场上粮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贺龙号召穷人起来“吃大户”,并亲自带着农民到地主家去搞粮食。这件事,得到了同盟会元老林德轩等革命党人的称赞与支持,林德轩推荐贺龙当了省参议员。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任命贺龙为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随后,这个师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贺龙同志率领队伍参加了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这期间,国民党右派势力拉拢贺龙,成立不久的共产党也积极争取贺龙。听哪个党的,走哪条道路?贺龙来个干脆,把两方面的代表一起找到家里赴宴,请他们各自发表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出身贫苦、扎根群众而又东奔西走苦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真理的贺龙,被共产党代表的话吸引住了。他说:“我贺龙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是个直筒筒,我觉得还是共产党的理论对!”他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欢迎共产党到他的部队中工作。不久,国民党右派又派来说客李仲公,妄图说服贺龙跟国民党右派走。贺龙当即把他扣了起来,押送给当时还挂着国民党左派牌子的唐生智的司令部。当优秀共产党员周逸群同志带领一支宣传队经过贺龙部队时,贺龙一听周逸群是共产党,硬要周逸群留下来,当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和贺龙商谈改造部队,贺龙表示完全同意。于是,周逸群派人在常德招收青年学生,又从部队中挑选干部,开办了有二千人参加的讲习所,宣传马列主义。贺龙和他的部队在共产党的教育影响下,越来越倾向革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从上海开始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大屠杀。五月十七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六月六日,滇军朱培德部叛变。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祖国上空阴霾密布,大批共产党人遭到残杀。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贺龙同志坚定地对周逸群同志说:“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这个部队来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继续做政治工作。”六月,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在武汉扩编为二十军。这时,汪精卫正在策划宁汉合流。面对武汉三镇的刀光剑影,面对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淋漓鲜血,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贺龙同志的心里更明白了。就在这时,周恩来同志前来会见贺龙同志,分析了当前政局,讲述了共产党对政局的主张,征求贺龙同志对回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意见。贺龙同志思想豁然开朗,透过黑暗看到了光明,尽管明知前进路上充满艰险,但他决不回头。他激动地向周恩来同志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拚到底!”
七月中旬,贺龙同志率领二十军,会同其他义军,以“东征讨蒋”的名义,从武汉开赴南昌。他接受党的委托,担任起义军总指挥,于八月一日,同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也就是八月份,经周恩来同志介绍,贺龙同志在革命危难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再不满足于做一个凭义气打天下的英雄豪杰,决心做一个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路上遭受巨大损失。党作出决定,要贺龙离开部队,取道香港到上海,领受新的任务。这时的贺龙同志,早不是几年前那种杀富济贫的草莽英雄式的人物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马列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信仰。革命虽然遭到失败,他的信仰却更坚定。他深知,草莽英雄是打不出穷人当家作主的新世界来的,只有党指引的路,才是真正的光明前途。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的部队,但他坚决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毅然离开部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经香港到达上海。党中央打算派贺龙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可贺龙同志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感枪杆子的重要。他再三向党中央请求:“中国字认得不多,恐怕学不好俄文。党相信我,还是派我回湘鄂西去拉队伍,或许能搞出一点名堂来。”党中央经过研究,同意了贺龙同志的请求,派了周逸群、卢冬生等同志,和他一起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
冲过岗哨林立的关卡,躲过军警特务的搜捕,贺龙、周逸群等一行人抵达汉口,见到了省委书记郭亮。这时,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暴动,要贺龙同志当总指挥。不巧,暴动计划泄露,敌人大肆搜捕。贺龙同志化装成资本家上了轮船,在一些老部下的掩护下,离开了武汉。不久,在监利境内与“八一”起义后来洪湖地区活动的贺锦斋部会合,又与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在短时间内,部队消灭了荆江两岸许多股团防和土匪,缴获了不少武器,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部队扩展到了一千多人。荆江两岸局面初步打开,贺龙等同志准备消灭驻监利城内的团防,然后根据中央原来的意图,前往湘鄂边创造新的根据地。没料到,城内突然增加了一个旅的敌人,进攻失利。前委当即决定,把人枪全部留给县委,贺龙、周逸群等同志仍回湘鄂边发动武装斗争。临走前,前委在普济观召集洪湖地区县、区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交待布置了扩大和发展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一九二八年春,在贺龙同志的生日(旧历二月初九)前后,贺龙偕同周逸群等同志回到了湘西桑植。
在旧社会,一个师长、军长,那是很威风的。贺龙当澧州镇守使的时候,每逢出门,也曾前呼后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可贺龙同志这次回家,队伍没有了,枪也没有了,赤手空拳,衣着褴褛。乡亲们不理解,家族中也有怨言。贺龙的族叔贺兴楼,考过秀才,当过县长,是一个封建保守的顽固派,竭力反对贺龙跟共产党闹革命。他说:“现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共产党)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落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这种陈腐的升官发财之道,对接受了革命新思想的贺龙来说,听起来感到厌恶。他铿锵有力地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蒋介石一定会垮台!”
贺龙同志在湘西有很高的威望,他有不少老部下都在湘西一带。桑植县有八个乡,各乡的地方势力都有人枪,各霸一方,有时称兄道弟,有时又互相火并。贺龙同志回桑植后,他们都来拜见。贺龙同志正式告诉他们:“大家再不要自相残杀了。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了。我是共产党,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红军,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看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此后,贺龙同志一面收集旧部,一面进行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广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一定胜利的道理。他说:“南昌起义虽然受到挫折,但是算不了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灰心,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一定会兴旺起来,不到十年,包能遍地开花。蒋介石、豪绅地主终究要被我们打倒的。”
经过贺龙同志的号召、宣传,到一九二八年四月,他已组织了三千多人的武装。其来源:一是利用亲属关系召集的,其中有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香姑)等部共一千余人;二是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其中有王炳南、钟慎吾、李云清等部也有一千余人。根据党中央的授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同志任军长。部队刚编起两个团,反动军队就来进攻。由于内部不纯,战斗力不强,和敌人一接触,逃散的很多。有的旧式农民武装首领各带各的部队,跑回自己管辖的地区去了。部队遭到失败,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头进行活动。周逸群同志到了沙市,建立党的鄂西特委,继续领导荆江两岸的武装斗争,后来和段德昌、段玉林等同志一起建立了红六军。贺龙和卢冬生同志则带领少数人员,在桑植、鹤峰等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又几经发展,几经挫折,一九二八年秋末冬初,只剩下了一百多人。部队在湘鄂交界的高山丛林中转,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伤员没处安插,枪弹无法补充。面对困难的处境,贺龙同志不断思考,“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搞红军不是搞白军,但是红军究竟怎么搞,根据地究竟怎么建设呢?”他意识到,用旧的封建关系建立革命武装是经不起风险的,应该有一套新的做法。到底应该怎么做?贺龙同志心里还不大有数。他想,越在这种时候,越应该想办法和党取得联系,取得党的指示。经过研究,他物色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同志,化装成深山采药人,去找鄂西特委,找周逸群同志。临走时,贺龙同志把自己脚上的草鞋脱给这个同志,拍拍他的肩膀说:“大家都盼你带回党的指示,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交通”出发了,贺龙同志和大家天天盼,夜夜想,十天、半月过去了,一直盼了两个月,仍然无影无踪。就在这环境非常恶劣,贺龙同志万分苦闷的时候,在家乡坚持斗争的贺龙同志的大姐贺民英来了。她送来了一些布匹、子弹和银元。看着面容憔悴的弟弟和疲惫不堪的同志们,贺民英对贺龙同志说:“过去,别人跟着你是为了发财。现在这么苦,跟着你干什么?是为了革命。你们不是有CY、CP吗?应当更好地组织起来。”贺龙同志在姐姐的鼓励下决心整顿队伍,把老弱残疾疏散了一些,还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觉悟高、立场坚定、英勇顽强的精华。一九二九年春天,派出去的“交通”回来了,带来了周逸群同志的信。信上,周逸群同志介绍了洪湖那边热火朝天的斗争情况,传达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传达了半年多前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央关于如何建立红军、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等指示。
党组织的来信,使贺龙同志和大家全都拨开了重重迷雾,看到了光明的前景。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在红土坪整顿队伍后,到宣恩、恩施、利川一带活动。在利川汪家营消灭了恶霸铁拐李,又东下突入建始城,打开鹤峰,解放桑植。接着,部队又进行了短期休整,以毛泽东同志亲手建立的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扩充红军,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建立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在这一基础上,工农革命军改编为红四军,贺龙同志任军长。从此,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大加强,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成团成旅地消灭了大批敌人,扭转了被动局面,建立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一九三○年夏,贺龙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留下独立团和游击队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率领红四军东下洪湖地区,与周逸群同志的红六军会师,红四军改成红二军,成立红二军团,贺龙同志任总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治委员,部队很快扩大到两万多人,工农革命政权也有了很大发展,创建了有十七个县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后来,贺龙同志在总结这一段斗争的历史经验时说:“在取得这些成果之前,湘鄂西的革命斗争是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受过一些挫折的。其主要原因是初期的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得不够密切,部队缺乏党的坚强领导,等等。但在得到党的正确领导,在我们摸索出一些办法之后,作为革命斗争主要形式的军事斗争,就不断获得胜利,力量日趋壮大,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
(三)
红二军团成立以后,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决定,两个军首先分头拔除长江和汉水两岸的白点,以扩大和巩固鄂西苏区;尔后两个军合拢起来,夺取荆门、当阳、远安,再向鄂西北发展。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发展计划。但当红二、六军开始执行这个计划时,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为了贯彻其攻打中心城市的决议,从中央机关派代表到湘鄂西来,强令红二军团停止执行上述巩固发展的计划,并要求集中全部兵力,离开洪湖根据地,配合一、三军团进攻长沙,尔后夺取武汉。贺龙同志和周逸群同志据理力争,坚决反对这样做。中央代表拒不接受正确意见,改组了红二军团的领导,撤了周逸群同志二军团政委的职务,由他自己担任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红二军团在长江两岸连续攻占了监利、石首、华容、南县、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等城市,但因一、三军团中止进攻长沙,红二军团也停止南下。杨林一战失利,红二军团不得不进入湘鄂边,复由巴东北上,在鄂西北转战了半年。由于脱离了洪湖根据地群众斗争的配合,红二军团由三万人减员到一万多人,前委负责人强令红二军团改成红三军。这时洪湖根据地由于失掉红军的支持,又被带走了大部分地方武装,遭到国民党徐源泉、张振汉、肖之楚和川军郭汝栋等匪部严重破坏,几乎丧失殆尽。直至一九三一年春,才在负责地方工作的周逸群同志和杨林一战失利后贺龙同志派回洪湖的段德昌同志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扩充部队,成立了新六军,把根据地逐步恢复起来。
一九三一年,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三月,夏曦来到了鄂西,组成新的中央分局、军委分会,由他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分会主席,独掌党、军大权。他在反对立三路线和“右倾逃跑”的旗号下,否定一切,把一贯执行正确路线的周逸群同志排斥于领导集团之外,撤消了他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的职务。周逸群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工作干部和军队到洞庭湖滨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五月间,遭敌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周逸群同志的牺牲,使贺龙同志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从北伐战争开始,一直到湘鄂西,贺龙同志一直和周逸群同志在一起,并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从周逸群同志身上受到了许多教益。是周逸群同志的影响,使他认识了共产党,认清了前进的方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周逸群同志的正确领导,打开了湘鄂西的局面。贺龙同志是个硬汉子,什么困难挫折都不怕,父亲、弟弟被反动派杀害,他也没有怎么掉眼泪,周逸群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使贺龙同志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以后,积极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根据地建设、军事行动等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赶出苏区,反对南下洪湖,等等。贺龙、段德昌等同志坚决反对这些错误做法,斗争很激烈,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了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为了控制军队和排挤贺龙同志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五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更为严重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在红军中搞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贺龙同志和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一贯右倾”,把内部是非之争,路线、策略之争,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他们大搞逼供信,乱抓所谓“改组派”。把一个个对他们有异议的同志,把一个个跟随贺龙同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打开湘鄂西局面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连干部都当作“改组派”,有的关了起来,有的杀掉了。洪湖的县区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就这样,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杀掉了几千人。红六军创始者之一、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长段德昌同志,从大革命时期就跟随贺龙同志的师长王炳南同志,都在那时遭到迫害。团长贺炳炎负伤后跟贺龙同志当警卫员,部队开到鹤峰时,知道有人要逮捕他,带四个人上了山。他在山上呆了大半天。一回来就被抓住,幸好被贺龙同志发现,才没有被杀掉。贺龙同志气得直骂:“他从小就出来,跟着我闹革命,他是什么‘改组派’?乱弹琴!”王炳南被杀了,他的二儿子被杀了,还要杀他的大儿子,也是贺龙同志看到了,发了火,才没有杀成。现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林同志,也是在拉出去枪毙时,恰好被贺龙同志看见,才放了回来。现在还在为党积极工作的王尚荣、黄新廷、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同志都已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同志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那个时候,真是人人自危,部队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贺龙同志反对这种错误做法,作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干部。段德昌、王炳南以及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功绩的干部被杀,是夏曦等背着贺龙同志干的。而且,当时贺龙同志自己的处境也不妙。“左”倾分子的既定方针也要干掉他的,他们已经要贺龙同志写“自白书”,只是慑于他在干部战士中的崇高威望,才迟迟未敢动手。
我们都把湘鄂西根据地当作老家一样看待,家里的事真是糟糕透了。家里闹成这样,门外的事态也越发严重。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蒋介石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赣和湘鄂西进攻。进攻湘鄂西的白军兵力有十万以上,占领了襄北以后,接着向襄南进攻。“左”倾分子把持的中央分局,看不到敌强我弱、敌大我小这一根本特点,拒不接受贺龙同志的正确主张,只注重阵地战,不注重运动战,不注重战役的速决战、歼灭战;只许打大、中城市,打大仗、硬仗,拚消耗,不要游击战争。否则,就被斥为“右倾”。红军困于内线,分兵把口,穷于应付,力量日益削弱。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致使部队不得不分批仓促突围,经豫南、陕南、川东,转了一个大圈子,转入湘鄂边。敌重兵前堵后追,伤员无处安插,弹药无法补充,部队衣不蔽体,没有东西吃,靠柿子、核桃、高粱秆子充饥,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湘鄂西根据地丧失殆尽,红军也由二万五千余人,锐减到几千人。尽管形势这么严重,内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还在继续发展,连排干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编成一个连,平时抬担架,罚苦工,战斗打响时,发枪下来,叫他们冲杀。这个连的人,随时都有被杀的可能。夏曦怀疑红二军团和湘鄂西的党,把广大党员都看作“改组派”,看作敌人。一九三三年春,部队转移到鹤峰,在毛坝开会,夏曦又提出要解散党。贺龙同志火了:“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红军是党领导的,怎么能把党解散呢?”可夏曦一意孤行,硬是解散了红军中的党组织,全军只剩下了四个党员: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政治机关也取消了。部队搞成这样,还怎么能战斗?春末夏初,一直在桑植、鹤峰地区坚持斗争的贺民英所部,在鹤峰县太平镇东的洞长湾被敌人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贺龙同志的两个姐姐——贺民英和五姐壮烈牺牲,两个外甥负伤,一个外甥被俘。到了这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坚决斗争,才开始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眼看着一个个跟随自己历尽艰险创建苏区的部属,被当作反革命杀掉了。眼看着几年心血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内外交迫,就要垮了。这怎能不使人心痛、焦急?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同志苦恼极了。但是,不被信任也罢,受到诬陷也罢,贺龙同志跟定了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失败不曾使他灰心,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也动摇不了他对党、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一天行军路上,贺龙同志突然犯病,肚子痛得满地打滚。医生贺彪赶来为他看病,贺龙同志伤心地说:“我不仅未能完成党交给的巩固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的任务,反而失掉了根据地,减弱了红军,成了党的罪人。看来我不行了,不能赎罪了。”在场的同志听了无不为之伤心落泪。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玩弄了毒辣的一手。他一面以重兵围逼红三军,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同志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年友好的名义写给贺龙同志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同志识破了熊贡卿的险恶用心,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立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同志命我立即逮捕熊贡卿。当我把熊贡卿带到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时,贺龙同志激愤地对部队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贺龙同志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同志枪决了熊贡卿。这番大义凛然的话,这个坚决的行动,凝聚了贺龙同志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包含了贺龙同志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也使部队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
一九三四年春天,敌人纠集重兵向鹤峰进攻,红军不得不向川黔边境转移。到了十月,红三军和任弼时同志率领西征的红六军团,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胜利会师。会师后,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在任弼时和贺龙同志的领导下,纠正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开始了湘鄂川黔发展的新阶段。一年之间,红二、六军团由八千多人发展到了两万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奉命北上抗日,开始了万里长征。在长征途中,贺龙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的罪恶行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到达陕北以后,他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转战南北,英勇战斗,为革命建立了巨大的功绩。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同种种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几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真金在,岂销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贺龙同志前期革命活动的史实和他的一生足以证明,他不愧为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光辉形象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原载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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