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钱瑛同志〔革命回忆录〕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忆钱瑛同志〔革命回忆录〕
何莲芝
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恨而死的钱瑛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里，每当想起这位忠贞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位我们党内享有威望的老大姐，就悲痛不已。钱瑛同志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五月转入中国共产党，那正是白色恐怖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刻。从此，她就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献给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从洪湖到上海监狱
一九三一年年初，钱瑛同志从莫斯科回国，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钱瑛同志积极组织和领导洪湖地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反渔霸、抗洪水的斗争，很快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游击队。游击队在革命群众紧密配合下，消灭了白极会这支凶恶的地主反革命武装，保卫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一九三二年五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乘虚直入，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那时红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形势十分危急。钱瑛同志勇敢沉着地指挥几百游击健儿连夜赶到数十里外的直路河地区，绕到敌人后面，袭击敌人，大大减轻了警卫团正面作战的压力。敌人遭我前堵后截，一时弄不清红军的虚实，逡巡观望，不敢前进。红三军主力趁机从襄北赶回，将敌人全部歼灭，使洪湖根据地转危为安。从此，钱瑛同志领导的红色游击队，远近闻名。人们纷纷传说她是贺龙同志的妹妹。几十年来，在当地的人民群众中，一直传诵着贺英和钱瑛这两位女英雄的故事。
一九三二年九月，红三军主力撤离洪湖地区，钱瑛同志化装突围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秘书。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被捕期间，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敌人的法庭上，她横眉冷对，愤怒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残害人民的罪行。在狱中，钱瑛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道，英勇机智地领导监狱里一次次的斗争。
有一次，听说国际友人牛兰夫妇正进行绝食斗争，钱瑛等同志立即领导全体政治犯以监狱的物质、精神生活太坏为理由，宣布绝食，声援牛兰夫妇，提出五项改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绝食到第七天，典狱长眼看她们有死亡的危险，被迫答应了大部要求，斗争获得了胜利。
钱瑛同志十分关心年轻难友的成长，帮助她们学习文化和外语，向她们讲解革命道理和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建设成就。有个外号叫“小骆驼”的难友，年纪最小，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在钱瑛同志的启发教育下，经常和其他几个小难友为钱瑛等同志传递消息，对监狱中的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小骆驼”出狱时，钱瑛同志亲自为她做了一个书包，绣上“任重道远”四个大字，寄托了她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
抗战的号角响了，经我党与国民党交涉，钱瑛同志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她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并曾代理省委书记。在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湖北省委领导下，积极开展建党工作。武汉沦陷后，钱瑛同志担任鄂中区党委书记，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此后，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她一直在国民党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蒋管区的“第二条战线”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钱瑛同志先后担任南方局、上海局的组织部长，领导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工作和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密切配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为最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这时周恩来同志指示钱瑛同志转入地下，分工主管川、云、贵及湘、鄂等省党的地下工作。后来，还一度领导过上海学委和全国学联的工作，并负责开展西南各省及两湖等地的游击战争。当时，反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代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战斗任务。钱瑛同志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组织，最广泛地动员群众为实现这个总任务而斗争。
钱瑛同志经常向同志们强调群众斗争方式要多样化：不仅要组织群众的政治活动与政治斗争，而且要领导群众为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而斗争，还可以组织群众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分散的零星的活动，可以相互配合支援而逐渐汇合成为统一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在适当时机，又要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转化为分散的活动，使运动转向深入，同时保存实力，积蓄力量，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五月，在上海，随后在蒋管区大、中城市，展开了有广泛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形成了国内斗争中的“第二条战线”。这一斗争猛烈地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党的地下组织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迎接解放大军，协助老解放区来的干部接管城市。为此，钱瑛同志从上海去香港，轮流抽调训练西南各省及两湖地区的干部，学习形势和任务，学习党的政策，特别是城市政策。为了使同志们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上来，钱瑛同志不但亲自讲课，而且参加小组讨论。对于少数领导干部，钱瑛同志还特地组织他们进行小整风，防止和克服骄傲情绪、名位观点和山头主义，勉励他们虚心向老解放区的同志学习，帮助他们迅速熟悉城市情况。这一切，都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无私无畏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钱瑛同志一直在党和国家的检察、监察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她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坚持同违法乱纪行为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她十几年如一日，保持并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股革命精神，忘我地工作。对中央交给的一些重大案件的调查任务，钱瑛同志一贯积极、认真、出色地完成，表现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她常常亲自到一些省市、地区或单位，组织有关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参加，进行深入调查和检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提出结论意见，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处理。对于一时缺乏足够材料可作结论的案件，钱瑛同志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坚持继续深入调查研究，从不因来自各方的压力而草率从事。她尤其反对用简单粗暴方法处理案件。她常对一道工作的同志说：“逼供信害死人，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啊！”由于钱瑛同志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极端负责任，十几年来，有不少冤案、错案，通过她紧张而严肃的工作，得到彻底纠正和平反。对某些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使群众蒙受严重损害的干部，特别是其中少数职位较高的干部，钱瑛同志总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同他们作不调和的斗争，严肃处理，以挽回损失和影响。
钱瑛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教导，在监察工作中十分重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惩办与教育相结合，达到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的目的。既反对对一些严重失职和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采取迁就姑息的态度，又不允许对一些在工作中犯有一般性错误和缺点的党员干部，不耐心教育和帮助他们纠正缺点错误，而只依赖纪律制裁。钱瑛同志平易近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耐心帮助教育，诲人不倦；对坏人坏事，一贯嫉恶如仇。她是一位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好干部、好同志。她常说：“要维护党的纪律，不能只注意成了案件的问题，更要重视党的纪律教育，注意‘起于青萍之末’的问题，防患于未然。”
一生献给党　丹心照千秋
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黑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公、检、法”视为眼中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掀起了一股砸烂“公、检、法”的反革命妖风；对于在这些部门作领导工作的大批老干部，更是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叛徒江青狂吠：“监委那些王八蛋，放着叛徒特务不管，倒监察到老子们头上。”有人还指名攻击钱瑛同志。他们采取一套先定性后逼供的法西斯手段，给钱瑛等同志加上“叛徒”、“特务”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在所谓监护审查的幌子下，从精神到肉体，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摧残迫害。就是在钱瑛同志得了肺癌，一九七二年四月送到医院“监护”治疗时，他们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她的摧残。最使人愤慨的是，在钱瑛同志住院将近一年的期间里，“四人帮”竟禁止任何人前去探望。但同志们敬重、关切钱瑛同志的情意是抑止不住的，大家终于通过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同志的关系，询问大姐的病情，请她转达大家对大姐的问候。李冰同志以副院长的身份视察大姐的病房，她要护士长设法把病房内的看守调开，然后走近大姐身旁，轻声地说：“我是李克农同志的女儿，钱阿姨，多少同志在关心你呀！你要好好吃东西，把病治好！”钱瑛同志静静地听着，最后吐出四个字：“我朝前看！”
一九七三年五月，钱瑛同志第二次被送进医院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在偶尔清醒时，李冰同志来看望她，问她：“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并劝她：“你要把病治好，将来什么问题都会解决。”大姐沉默地静听着，最后才说：“我不需要治疗了。”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钱瑛同志含冤逝世，终年七十岁。
“我朝前看！”“我不需要治疗了。”这是我们的老大姐钱瑛同志的遗言。它体现了钱瑛同志对我党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对“四人帮”无比仇恨；她关心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党和国家的前途，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大业！
今天，我们沉痛悼念钱瑛同志逝世五周年的时候，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无比仇恨。林彪、“四人帮”一伙破坏了我党几十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保证我党纯洁性的群众监督、监委检查的制度，肆意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巨大灾难。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吸取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我们的国家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