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援会〔短篇小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红援会〔短篇小说〕
〔罗马尼亚〕　弗兰契斯克·蒙特亚努
斯巴库要求召开支部紧急会议，并且通知我们：
“我觉得我家受到监视，你们最好都不要再到那里去……。你们不必紧张，这只不过是猜测，但是我认为应当通知你们……。不管怎么样，印刷机放在我家里不安全……，需要采取措施。”
支部书记伯兰要我们停止本周的印刷活动，并建议把印刷机转移到驼峰车站后面的一个新地方。其实，我们早已计划要转移印刷机，只是手头的一些工作耽误了这件事。
在考虑斯巴库的建议时，我们发现转移印刷机有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印刷机是德国造的老机器，十分笨重，很难从家里搬出来而不引起人们注意。记不清是谁想出一个点子，就是让斯巴库楼里的某一住户搬家。在他搬运家具的同时把印刷机搬出来。当时，我们知道得赶快进行，因为假若房子确实已被监视，特务发现斯巴库不与任何人接触，他们就会进行搜查。他们至今还不动手是由于希望除了在斯巴库家里找到东西外，还能抓到几个人。
斯巴库采取了一切措施。次日清晨，他家门前出现了一辆大卡车，几个工人开始从三楼往街上搬一家住户的家具。
伯兰的任务是从迁走的那家的新住宅，把印刷机运到驼峰车站后面去。我的任务是在一定距离内跟着他，在必要的时候帮他。伯兰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到达指定地点，车上放着一个大箱子。马车是专为到车站去的第二段路用的。我在马路对过一家大门下面静静等候。伯兰走了进去，但不见出来。十分钟过去了，又过了十分钟，会不会是箱子装不下印刷机。这是我想他迟迟不出来的唯一原因。后来，当一辆囚车突然驶来，停在路那边的敞篷马车旁边时，我意识到一切都完了。过了一会儿，伯兰被两个人拖了出来，他们是早在里面等他的。有一个人手提着伯兰来时带的箱子。
我向支部报告了伯兰被捕的消息。随即，我们毁掉了所有的材料，静静等待事态的发展。我们对伯兰非常放心：他会守口如瓶的，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落在保安警察手里。只有斯巴库接到立即出城与布加勒斯特的同志们取得联系的任务。
大约过了三个月，当所谓的“调查”炮制出来后，便开庭审讯伯兰。他是唯一的被告人，这最有力地说明，他们从他嘴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他被判处四年徒刑，宣判后即被解往卡朗塞贝什监狱。
伯兰是机车厂翻砂车间的锅炉工，再有二、三年就到退休年龄了。家里除了他的妻子，没有别人。他的妻子是一个矮小、瘦弱和沉默寡言的女人。她那捉摸不定的眼神，使你永远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每逢在她家里开会时，我心里总有些嘀咕。她对我们很冷淡，似乎有顾虑。当然，她有她的原因：他们结婚二十年，伯兰有七、八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另外五年在失业中挣扎。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只有一间卧室和厨房，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破烂用具，也不知道是怎么收罗来的。
在宣判后举行的第一次支部会上，我们决定帮助伯兰的妻子。我们有一批基金。新的支部书记指定我执行这一项任务。
在确定拜访她的那一天，我翻来复去地想该怎么样和用什么方式把钱给她，而又不使她感到为难。我不清楚她是否知道红援会，是否接受过援助，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使她相信同志们决不会不管她的。
她象对陌生人一样接待了我，很冷淡。
“我丈夫不在家，他去布加勒斯特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月回不回家。”
“我知道，伯兰太太……也许您记不得我了，我曾经多次到过您家里……。我叫科扬。”
她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副镜片发毛的旧眼镜，仔仔细细地把我打量了一阵儿。
“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常常挨着炉子坐……你非常怕冷……请坐吧！”
我坐下来。房间同八个月前我最后一次来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动，只不过增添了一盏煤油灯，放在两个窗户之间的柜子上。这就是说电线被掐断了。
“您知道，我不能早些来房子被监视着……。”
“我知道，警察局有一个人就呆在这屋里。他们搜查过，连被子都拆开了。我听说斯巴库到布加勒斯待去了。”
看来，老太婆并不是一无所知。
“他们没盘问您吗？”我问道。
“哪能呢？可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从哪儿知道呢。他们盘问过我两次，一次在家里，一次在他们那里。”她卷起衬衣袖子，让我看被太阳晒黑的瘦胳膊，上面满是青伤痕。“他们盘问过我。”
在柜子上，煤油灯旁边仅放着一瓶果酱。这是贫困的明显、具体证据。
“今年，秋天会拖得很长。”她忽然这样说。我没有立即弄清她所说的秋天长的意思。她接着又说：“内务部的人准许我每六个月送一次东西。九月，我给他送了第一个包裹……。”
“您说秋天会拖得很长……。”
“是的，丁香花发了两次芽。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省点木材……。有一次，一九二二年，秋天一直延长到新年前后。你年纪轻，不知道，……那时，正是我们结婚第三年。我们每天得算计……天哪，天哪，日子过得多快！可是，人从来也不会满足的。现在，我觉得没有伯兰，连时间也停止不动了……。说真的，四年不算长。可能我这一辈子……过去的那些年都熬过来了。要是知道你来，我该给你准备点什么东西。我没有想到会来客人……。”
“我不是为这来的，太太……。”
“知道，我这样说惯了，因为这是习惯的做法……我只等着伯兰……，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大约四年了，太太，我们参加过同一个罢工纠察队……。”
“在阿斯特拉工厂……对了，对了，那时他组织过反对解雇工人的罢工……伯兰长得挺漂亮，是吧？……可惜十年前你不认识他，他当兵的时候你也没见过他，他得过伍长军衔，穿着军装才神气呢……。”她呆呆地望着前方，回忆那消逝的岁月。“穿着伍长服的伯兰，个子那么高，满头黑发……我有一张同他穿军装时照的合影，但是那些来搜查的人不知把它乱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非常难过，再也找不到它了……”突然，她严肃地望着我说，“请原谅 我在瞎扯。你来我这儿有什么事，还是只来看看我的？”
“来看看您，同时也有点事情。您知道我是红援会的负责人。可能伯兰同志对您说过那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笔帮助受难同志的基金。”
“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多年来，伯兰一直捐钱……。我不能多给，因为我的生活困难。……可是 我也准备了。”她走到床头柜那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伯兰对我说过，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甚至比阳光还重要。我曾想去找你们，可是又怕有人盯梢……，请收下吧，这是伯兰的。”
〔王敏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