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党的真面目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青年党的真面目
史敬棠
编者按：青年党如今已成为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走卒，但它过去的反动言论还没有较系统的介绍过，史敬棠同志这篇文章正补足了这个缺陷。青年党另一个特点作者还没有介绍出来的，便是它的媚美言论。
一、国家主义葫芦内卖的是什么药？
青年党在抗战前抗战后所提倡宣传的国家主义真实内容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还在大革命时期萧楚女写的《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文中有一段独辟的透见，认为青年党当时所主张的国家主义内容实际上就是反对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
抗战以后，其宣传内容极力推崇历史上对外主和对内用武的人说：“中国自南宋理学大盛以后，士大夫的议论就习为虚骄不顾事实，宋高宗的和议就受尽了当时以及后世正人君子的斥骂，明思宗因此对满洲主战到底，袁崇焕以对满怵战被疑而死。假使当时明廷不中于虚骄的意气，肯采用袁崇焕的计划，对满洲暂时罢兵，而以全力削平国内流寇之乱，何致有后来的溃败而不可收拾。清末的情势更不相同，当时西洋各国对中国本无领土主权侵略的野心，所志不过在通商贸易，如果处置得当，不难两利并存，乃以士大夫的虚骄之气甚重，洞明时势者如郭嵩焘之流，俱以谈洋务被斥为汉奸，以致不该战而战，该和之而不和，国家吃尽了大亏。”（常燕生《林则徐论》新中国日报三十四年六月三日）同一作者又提出树立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又名“吉普女郎”政策，奉献出自己的妇女以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真是一幅奴颜媚骨。该文中称：“由于古代中国政治家及一般人的胸襟远大，老早就积极运用过吉普女郎的政策而收到了奇效，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之所以能外御九夷开疆拓土，大部分是由于古代中国政治家的善于运用吉普女郎政策。古代中国妇女对于国家民族生存独立的贡献，莫有大于这一般吉普女郎者。现代的吉普女郎运动，我们叫做‘国际联欢’，在古代这一种运动称之为‘和亲’。”“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吉普女郎是西汉的楚王戊之女解忧，第二个历史上有名的吉普女郎是西汉末的王昭君，第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吉普女郎是唐朝的文成公主”。“今天中国如有汉武帝、唐太宗是伟大的政治家，我以为应该树立一个积极的吉普女郎政策，这政策对国家的益处很多。从抗战观点来看，不久盟军就会大部在中国登陆，以我们中国物资缺乏，生活简陋，我们拿什么来慰劳一些战士来鼓励他们的斗志？“食色性也”，古今中外人所同具，我们没有食便得用到色的，美军还嫌不够，我想大帝国也不见得就因此贬损了国格。”最后作者竟发表了最可耻的谬论，否定了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中华民族，主张以美国人的血统来改造中国人，它是这样写着的：“从民族血统的观点来看，一个民族的兴盛，全看他的民族经过几次混血，历史上的混血儿是民族的宝贝，中国历史上的晋文公、唐太宗、郑成功都是混血儿的代表。五胡乱华之后，中国经过民族上的大混合，才有隋唐的中兴，中国民族今天在血统上必须经过混合注入新鲜的血液，始能起衰老而复少壮中。假如将来中国有三百万盟军，一个盟军配以一个吉普女郎，每一个吉普女郎替中国生产一混血儿，二十年后，中国不但平添了三百万的丁男丁女，还大部分都是体格及智力最优秀的，这个利益大不大？”（常燕生《向吉普女郎致敬》新中国日报三十四年六月四日）这些就是青年党国家主义的典型内容。
二、抗战期间主张投降，组织汉奸政府
在抗战初期，青年党对抗战的主张还不敢冒然提出反对抗战，却把抗战分为“应该打”与“不能打”。在二十九年九月×日新中国日报特载《抗战的认识》中说道：“曾忆当沪战初起时，友人某君问我：‘你看这次抗战对不对？’我当然曾本我一往信心慨然答之曰：‘应该打，打是没有错的。’不过先要明白应该打与能不能打的意思完全两样，能打不一定应该打，而应该打不一定能打，所以我只说应该打，并不说能不能打。”迨至武汉失守以后，全国妥协空气甚嚣尘上，青年党人正在此时，大加赞扬法国维希政府，喻贝当为忍辱负重，更进言当局步法奸贝当组织维希政府，不必计流言怕人唾骂。“凡真诚爱国者不仅外自己之私利，并当外自己之名誉。王莽与周公，其始也并无何等不同，而其结果乃有天渊之别。故古人有诗云：“假使一朝身先死，一身忠伪有谁知”。殆有慨乎为国之居心，究不必计流言，而重在其结果也……果使贝当为效第一次欧战时之兴登堡，则将来容许在法国史上为一可歌可泣之人。”（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新中国日报社论）
三、政治上主张“官治”与“绅治”
青年党人政治上的主张，只认可少数人统治的政治，认为真正之民主政府在任何时代是不会有的。姜蕴刚在他的《战后新世界》一文里就是这样讲的：“在我看起来，任何时代任何政治形体，实质上就不能成为多数人统治，可是一个人统治的政治也还不易见，君主专制及独裁等一人的政治，大都还是少数人协助或共同行动的政治，因之所谓贤君万不可少的，还是良臣贤相，真正的一个人的统治政治几乎不易寻觅，尤其是昏暴的专制独裁者，更需要的是官者之流或爪牙之辈。再谈多数人共同统治的政府，只有推理与想像中可以发生，究诸实质，还是由少数人所主持，这少数人统治的政治，虽不称之为贵族或寡头，但贵族或寡头的政治，是时时存在着的，事实上不会有真正独裁，更不会有真正之民主”。（新中国日报卅一年六月八日）随后新中国日报社论大谈其“官治”与“绅治”。“官治与绅治本质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官如得其人，则官运用较为便利效率较强，官如不能发挥官僚政治优点而徒暴露其弱点，则尚不如多数绅士协议而治，可以收互相补益之效。绅士固然未必尽属好人，但既属人多，则凡事必须协商，不能由任何人垄断，可减少许多流弊，不地效率较低耳。”（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新中国日报社论）所谓“官治”“绅治”，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独裁的别名，虽然青年党人中亦有少数人曾在抗战胜利前一个短时期打起过民主的招牌，但自抗战胜利后，连这假民主的招牌也不要了，既在政治上主张专制独裁，就必然在思想上要提倡愚忠，绝对服从领袖一套理论。“领袖之最高裁决权，其存在之理由，有相对绝对之义”。“所谓绝对之义，即不问最高裁决之内容如何，只须其确为领袖之裁决即不问理由而必然奉行之”，“所谓忠之绝对义者，即不得理论上之是非事实上之利害，而忠实奉行领袖命令之意志之谓也，世有以功利的见解反对忠者，乃浅薄之见也”。（重庆版《国论》第十二号）
四、经济上反对耕者有其田反对二五减租
经济问题上，青年党的看法否认有剥削的事实存在。“中国今日社会普遍的穷困，乃是由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经济问题中的一个最重大的土地问题，青年党所采取的态度是反对耕者有其田，主张土地兼并的。“现在感觉土地兼并的人，有的义愤填膺，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而立基其主张于耕者有其田的‘遗教’。……无如政策不可感情用事何！”（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新中国日报社论）他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而且也反对二五减租。“今日盛行二五减租，此一标准之树立不知系何所根据。根据于佃农生活之必要乎？根据于佃农劳动报酬上之正当乎？根据于地主合法利润中之应当减乎？”（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新中国日报）
五、反苏反共歌颂法西斯
青年党反苏反共的言论屡见不鲜，其反苏论调甚至连一个起码普通社会科学常识都忘记掉了，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一体。青年党领袖之一常燕生说：“我以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别的，实际就是一个高度的资本主义”“关于新战国时代”（国论第四期）。在不久以前，一些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发动反苏运动，青年党复在旁摇旗呐喊，提出对苏外交须以武力为后盾，甚至不惜出于一战。“苏联狰狞的面目国人已有亲切之认识，我们始终认定未来世界的和平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卅五年三月十五日新中国日报社论）反共问题，青年党完全公开成为国民党的附庸与国民党一鼻孔出气，如在国共两党谈判之际随声附和，亦跟着国民党强调军队国家化，要中共交出全部武装，对国民党政府承认共产党有十二个师，认为这种作法“实在失去政府的尊严和体统”。其对中共仇视之深，甚至远自抗战初期二十七年青年党九次大会上即有人提出与日共同防共的主张。“倘能在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下与日订立防共协定，即暂时议和亦未始非解决时局之办法。”相反地对纳粹法西斯，却非常亲切为之辩护。“在法西斯的代表国家意大利和德意志，他们领袖之取得政权，都是由多数民众的拥护而来的，即在今日，两国之中也并未取消议会，例如每有大事，必诉之于国民的总投票，希特勒尤其善于利用此点。”“甚至最标准的民主国家如英法美三国，当选举投票的时候，威迫或者可免，而利诱不也是照样发生，不过仅有程度之差。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上的曲线搁过暂时不提，单就理论方面来看，我们也不能发现法西斯主义是根本否认民主政治的。”（《国论》第二卷第八期）对希特勒侵略野蛮之行为，则更是歌颂备至。“就希氏的个性来说，他可以说是裹俾斯麦的铁血手腕，尼悉的超人哲学及华格纳的歌剧于一身的。他演说的天才煽动群众的魔力，暴风雨般的行动，简直就是华格纳乐曲的副本，充分的渗杂着英雄、神秘、热情、叫嚣的氛团，而他早年的失意、孤独、战败后德国地位之低落、贫困，更在他的潜意识里结晶了疯狂的怨恨的种子，所以当希氏这次发动二次大战的初期，德国有那迅速惊人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苏轼有言：“用兵当用其翻然勃然之气。”希特勒真是充分地运用了这种“翻然勃然之气”了。（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国日报社论）。
综合上述青年党的言论主张告诉我们，它是依附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军阀。在经济上主张保守封建经济制度，在政治上主张专制独裁反苏、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一个半殖民地封建法西斯集团。青年党这个封建法西斯集团与国民党内部的法西斯集团两者的合流，是无足奇怪的，中国有一句老话：“物以类相聚”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