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里桑乾”桥谈起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中外交流史话

从“普里桑乾”桥谈起
张广达
横跨北京西南方永定河上的芦沟桥是人们熟知的古迹。这座桥在《金史》卷九中称为“泸沟石桥”，始建于一一八九年，一一九二年竣工。桥身全用白石砌成，气势雄壮，构造华美。
芦沟桥建成将近百年的时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对石桥作了详细的描述，使它也闻名于世。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称芦沟桥为“普里桑乾”。多年来，中外学者们反复考证这个名称的来源，现在已趋向于认定，“普里桑乾”一词系由波斯语“普尔”（桥）与汉语桑乾（河名，今永定河上游自古以来称为桑乾河）构成，意为“桑乾河桥”。这表明当时由于中国和伊朗往来频繁，不少操波斯语的人客居中国，以至于有些重要的地方也有了波斯语名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不是个别或偶然的，因为同是我国的元代文献中，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三十多个外来语名称，经考证，约有一半是波斯语或波斯语化了的阿拉伯语。这些事例是中国、伊朗这两个文明古国经济文化联系密切的明证，而这种密切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末叶。
公元前一一九年，中国的西汉王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的副使到了当时中国称为安息的伊朗，受到安息君民的热烈欢迎。汉使返回时，安息国王派出使节，携带礼物同行东来报聘。从此，中安两国正式建立了政府之间的联系。公元九四年，中国使者甘英重访安息；公元八七年和一○一年，安息使者两次前来中国。其后，中伊两国使节往来频繁。
中伊两国的友好往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两国人民通过经济交流而共同增长了知识和技能，通过学习而大大丰富了各自原已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例如，中国的铁器、漆器西传到了安息，安息的玻璃器和琉璃器也“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来到中国。伊朗的石榴、核桃、黄瓜等被引进了中国，中国的桃、李、杏等也长途跋涉，到伊朗安家落户。又如狮子，中国古称狻猊，起初只出自传闻，是存在于想象中的怪兽。到了安息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才亲眼看到了实物，并借用古伊朗语，称为狮子。在东汉末年，今山东省嘉祥县武瞿山的武氏祠西阙的石画像中便雕出了这种异兽的雄姿。与狮子同来的还有鸵鸟，当时称为大鸟，人们有时也叫它作“安息雀”，表示来自安息。
在中伊经济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是丝绸。自古以来，中国丝绸誉满中外，联结中伊两国的古代交通线至今仍以“丝绸之路”的名称为世人所称道。早在安息王朝时期，伊朗人既是中国锦、绫、绢、绮等丝织品的消费者，又是向西方罗马贩运这些产品的主要经手人。在经年累月的往来过程中，伊朗人民不仅掌握了织锦技术，而且善于创新。伊朗历史上的萨珊王朝（226—644年）也以善于织锦著称。波斯锦不同于汉锦的特色是用彩色纬丝显花，平织成狩猎、猪头、对鸟、对兽、天马、翼狮、花卉等纹样，四周再织出联珠图案。这种波斯纹锦一经输入中国，立刻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进行了仿造，使中国的绫锦添加了富有伊朗特色的纹样花色。
在中伊文化交流中，瓷器也占重要地位。九世纪中叶东来中国的大食人苏莱曼留下记载说，中国制作的薄胎瓷杯晶莹明澈，直可透视杯内液色。历史上还有记载说，九世纪伊朗忽罗珊区的总督阿里·本·伊萨，曾以中国的上等瓷器二十件、一般瓷器二千件献给阿拔思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仑（785—809年）。这位哈仑就是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位哈里发·哈仑，他在位时阿拔思朝文化繁荣达到了顶峰。
近年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中国瓷器的输入对当时伊朗本土的烧瓷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尼沙布尔、在德黑兰近郊拉伊故址的窑址中，有大量仿中国越窑的青瓷、仿中国邢窑的白瓷以及仿中国唐三彩执壶的瓷片出土。
中伊两国频繁的文化交流还可以从文献记载中看到许多生动事例。唐代以来的诗歌、笔记小说等，反映出西域的生活习俗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叫做波斯人的大批伊朗人东来中国，居住在长安、洛阳、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泉州、广州等地。这些波斯人中，不少在中国安家落户，其中有的还担任了官职。如波斯人李元谅是盛唐时期的有名将领。有些波斯人则经商行医或从事其他生计，例如，唐末五代四川的李珣、李玹兄弟据说是波斯人李苏沙的后裔，世代业医，出售名香奇药，善于鉴别海外矿石药物。李珣，人称李波斯，著有《海药本草》，记录了不少波斯药材。我国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便从《海药本草》中征引了多则材料。李氏兄弟还是当时的诗人，他们的妹妹李舜弦，是一位作品被《全唐诗》收录的女作家。李氏兄妹的事迹为中伊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佳话。
从八世纪起，中伊两国的海上交通日益频繁。中国的广州、泉州，伊朗的昔拉甫、忽鲁谟斯、基什，成为两国人民经常出入的港口。中国明初的郑和以“七下西洋”著称于世，其中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均以忽鲁谟斯为目的地，对伊朗进行了友好访问。随使团同行的马欢、费信、巩珍留下的记载，向中国人民详细报道了伊朗各方面情况。
一六一一年，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的阿拔思王（1587—1629年），曾在伊朗西北部的阿达比尔圣地建筑了一座巨大的中国陶瓷馆，里边陈设了宋末以来中国名瓷一千一百六十余件。这些瓷器的现存部分已由伊朗人民移入首都德黑兰的博物馆珍藏。
近代中国和伊朗人民的共同遭遇把两国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同情，更加深了历史上形成的深厚友谊。中国人民和伊朗人民当前都面临着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任务，在相互支援、共同战斗的过程中，两国人民必将为历时两千余年的友好历史写出新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