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的理想和现实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世界语的理想和现实
叶君健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说，最初人类的语言是统一的。他们在一起修一座城和塔，为的是要扬传自己的名。上帝很嫉妒，就乱了天下人的语言，城和塔修不起来，人也分散了，而且后来由于语言不通，还发展到民族间猜疑和仇视，有时甚至相互残杀。这只是一种宗教传说。不过，在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倒真是如此。当时的一位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一八五九——一九一七）对此感到痛心，就立志要创造一种国际语言，使各民族可以彼此理解，消除隔阂。这就是他一八八七年公布的“希望者”（Esperanto）——我们译为“世界语”。他“希望”人类从此相互理解，走进“大同世界”。他不知道，当时在波兰发生的民族仇视，是沙皇挑拨的结果。他更不知道，他的这种行动是对“上帝”造反，对沙皇造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世界语很快就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传播开来。沙皇当然要禁止。第一个宣传世界语的刊物《世界语者》只好在德国出版（一八八九年）。沙皇也不让它进口，理由是托尔斯泰在那上面发表了文章。但沙皇控制不了世界语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成立了“国际世界语协会”，在全球展开推广世界语的运动。
“国际世界语协会”这个国际组织从一九○五年起每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召开一次大会，总结、讨论和解决世界语运动和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时还安排一些文化活动，如开办暑期大学，由科技文化界的世界语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只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大会才暂时中止。今年召开的第六十三届大会是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在保加利亚黑海海滨城市瓦尔纳举行的，参加者约五千人，代表五十多个国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笔者也是其中成员之一。这是十多年来我国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
世界语是从拉丁语系和日尔曼语系提炼出来的一种简单易学、合乎逻辑的语言。柴门霍夫曾和他的同志们用世界语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奠定了它的实用基础。现在每天有许多人在用它写作、翻译和讲话，已经成了一种活的语言。在世界文学中也出现了“世界语文学”。巴金同志译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就是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直接用世界语创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弱小民族国家曾用世界语向世界人民表达他们的呼声，以冲破大国语言对他们的封锁和压制。他们把许多本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我国三十年代以及解放后所翻译的许多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如裴多菲的诗、瓦佐夫和沛林的小说等，就是通过世界语转译的。在我国充满了苦难和斗争的三十年代，我们也出版了用世界语直接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和用世界语翻译的抗战短篇集《新任务》。
世界语在我国是二十年代开始传播的。鲁迅的朋友爱罗先诃就曾在我国教过世界语。在三十年代中国的进步世界语者提出了“为中国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成立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并且加入了“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语协会”，同时也和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当时极为活跃的苏联世界语联盟发生联系。这些国际世界语组织出版过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报道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书刊，其中有不少材料被译成中文，在胡愈之同志编的《世界知识》上发表。胡愈之同志本人也通过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访问过苏联，写了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情况的书：《莫斯科印象记》。中国的进步世界语者也办了一个《中国无产者世界语通讯》月刊，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中国苏区和工农红军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国外世界语者也把这些材料译成他们的本国文字，在本国报刊上发表。
后来以“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为核心又成立了公开的世界语协会，出版定期刊物《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久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怒吼》和《东方呼声》等期刊。它们在世界人民——特别是在那些同样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弱小民族——中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世界语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斗争情况的一个桥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主席为延安世界语者所主办的世界语展览会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就更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方向。
解放后的中国，世界语的使用和发展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世界语是受压制的，不少世界语者曾坐过监牢。）“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了，大量的世界语书籍，如毛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作品，也相继出版。国际广播电台也用世界语对外广播。我们现在出版的《中国报导》，已经被公认为全世界一个最大型、图文并茂的世界语期刊。这里还应提一笔，与中国世界语运动有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也是以三十年代中国进步世界语者所推行的拉丁化（即现在汉语拼音前身）运动和随后的大众语运动而展开的。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是紧密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它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也作出了一些成绩。这次我们参加第六十三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代表团，人数虽然最少（四人），却受到很大的重视。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在极端繁忙的大会工作中，特别挤出一下午的时间专门和我们座谈。他们所提出有关今后国际世界语运动的主张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如：反对大国语言对小国语言的歧视；大力在第三世界推行世界语；大量出版世界语科技文化方面的书刊，使世界语能成为第三世界人民获得知识的有效手段；扩大世界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等等。这些主张说明国际世界语运动也是在结合时代的具体实际而向前发展。这也证明世界语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代表团这次参加这样一个盛大集会，广泛地和来自五十多个国家不同生活领域的世界语者接触，不需翻译而直接交谈，这也确是一项新鲜事物，其中感人的事情很多。我们是在开会的前夕深夜赶到开会地点的。一步出机场，我们就受到保加利亚的世界语者的专程迎接。他们亲自把我们送往旅馆。在大会期间，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一发现我们是中国人就都自动地围拢过来，问长问短，非常亲切。特别是许多东欧国家的世界语者，和我们一谈起家常，就免不了要回忆起许多往事。他们都读过我们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并且也从中译过不少文章在他们本国的报刊上发表。那时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同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一种共同命运感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现在回忆起来还使人深受感动。有许多人也提到我们现在的《中国报导》月刊——他们曾经是多年的忠实读者，但他们说：“很惋惜，已经好久收不到了！”拉美的世界语者也提起他们经常收听到北京的世界语广播，表示对我们也不疏远。
我个人也意外遇见不少感人的事情。一位丹麦世界语朋友、“种子病理学”的创始人尼戈尔德博士，也来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已经三十多年失去了联系，没有想到这次又遇见了，又和他坐在一起聊家常。他在哥本哈根所主持的种子科学研究所收有不少来自世界一些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研究生。他虽然年事已高，他的工作量却是与日俱增，但当他听说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时，还希望能对此作出一些贡献。这种美意实在感人。另外，今年世界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新出版了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世界语译本。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特送我们的代表团一部，并且集体在上面签名，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友谊。翻开一看，这部书的世界语译者也正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山村》的西班牙文译者蒂亚戈。当时这部小说由于内容的关系未能在马德里出版，他还多方设法使它在工人集居的工业城市巴塞罗那出版。我和他失去联系同样也有三十多年，没有想到通过这本世界语的《堂吉诃德》，我又得到了他的消息！
这个世界确是变得很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也在急剧地缩短。但人类的语言却仍然是那么分歧！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又不得不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拨出不少的时间学习外语。这实在是太不合理、太浪费了！由此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语存在的重要意义。它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它，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也证明它是时代的需要。（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