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东京通讯

恳亲
处暑已过，东京已是晚凉新秋。但是，八月末的别府市，却仍是残暑蒸人，一派南国风光。这个环山面海的城市，三面青山一面海，满城温泉半城花。到处是温泉升腾起的云雾，缭绕在苍翠的丛山密林之间。繁茂的亚热带植物，点缀在市区的空地和街道两旁。从一九六一年起每年一度的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今年就选在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举行。
恳亲会从八月二十七日起，安排了三天的日程。参加恳亲会的，是来自北起北海道，南至鹿儿岛等侨居日本各地的福建省出身的侨胞。前来的有八十二岁的老人，有刚学会走路的幼儿，也有正在度暑假的青少年，有的祖孙三代，全家到会。他乡遇故旧，欢聚一堂，气氛格外亲切、热烈。
虽说是同乡恳亲会，但以当时召开的时势为转移，自然形成恳亲的中心议题。今年，恰逢其时，就把祝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做为中心内容。
谈起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友好，来自日本各地的侨胞，都会给你讲述一段他们各自侨居地的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佳话。
别府市属大分县，位于九州东北部。大分县的名字，虽然不如奈良和京都这些中日交流史上的名城那样为我国人民所熟知，但它却同多年来日本考古和历史学界所热烈争论的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悬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有从“伊都国”，“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的记载。这个“邪马台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学者们有两种意见：一说是在“畿内的大和”，即现在的奈良一带；一说按方位和计程，认为在九州，即现在的大分县境内。到底以何说为是，虽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探讨，但侨居大分县的侨胞和当地的日本人民，却以本地与这段古老的中日友好史话有深切的因缘而津津乐道。
大分县西邻福冈县。福冈县的侨胞们却会引证更古更丰富的史实和文物，向你介绍该县在两国友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一七八四年，福冈县筑前粕屋郡志贺岛的叶崎出土一颗“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日本的历史和考古学家们，一般都公认这印证了《后汉书·倭传》记载的一段史实：“建武中元二年（公元五十七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志贺岛现已成为福冈市的游览胜地之一，出土金印的地方立有“汉委奴国王金印发光之处”的石碑，这一带地方被当地人们称为“金印公园”。
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被人们称颂最多的是盛唐时代。福冈县的侨胞们介绍说，现在福冈县的太宰府，就是当年接待唐朝使节的外交机关，相当于现在的外务省。据史家考证，福冈市的和平台，就是当年的鸿胪馆旧址，是接待唐使的迎宾馆。唐使从博多登陆之后，鸿胪馆以特备的披挂盛装的骏马，送往太宰府，然后下榻鸿胪馆。据《富有史迹和诗情的太宰府》一书描绘说，忆想当时的情景，真是一幅动人的友谊画卷。
大分县南与熊本县接壤。来自熊本县的侨胞，引证文物，说明该县也具有中日交流的悠久历史。现在所知的日本最古的文章，除《宋书·倭国传》载的公元四七八年倭王武（雄略天皇）的上奏文之外，还有两个铭文，其中之一就是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出土的大刀上镌刻的七十四字铭文。而该文作者却署为张安，很明显，这是华侨的祖先。据福山敏男的解读，认为铭文中的“瑞齿大王”，就是向南朝宋国遣使的倭王珍，即反正天皇，距今已一千五百多年。
来自日本列岛南端鹿儿岛的侨胞，绘声绘形地描述鉴真和上（为尊敬，当时日本朝野对鉴真不称和尚，而称和上或大和上，一直延续至今），如何“不惜身命”，经历五次渡航失败，双目失明，终于在第六次，即公元七五三年，在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上陆。这就是现在的鹿儿岛县川边郡西南方村秋目。一提起鉴真，来自各地的侨胞，都会谈出许多生动的民间传说：鉴真如何被迎往太宰府休养，太宰府又如何飞报大和朝廷，使首都平城京（即现在的奈良）立即轰动起来。鉴真被钦差大臣迎入京城时，受到了众僧官员和市民们的夹道欢迎，甚至有的传说天皇到城门迎候。圣武太上皇派钦差大臣传谕，备述求师之切和得师之喜的心情，并说“今后授戒传律，一任大德”，对鉴真表示了绝大的期待和信任。鉴真在东大寺设坛授戒时，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和孝谦天皇，都登坛受戒，同时受戒的达四百多人。
鉴真把大量的佛经、佛像、佛具、中医药、工艺品、书画等带到日本，是有籍可考的。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的豆腐坊，也都把鉴真奉做自己的祖师，认为豆腐的制法也是由鉴真传授的。其实，据史家考据，豆腐制法传到日本，与两国僧侣的频繁往来不无密切关系，但时间却在鉴真逝世三十多年之后的“平安时代”。尽管如此，这个民间传说，却说明鉴真作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日本各阶层的人民中间，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谈起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地处日本列岛北端的北海道，是最少为人们所提及的。但是，来自北海道的侨胞，却讲述这样一件事实：一九六八年函馆市志海苔町，在整修道路的工程中，挖出三缸铜钱，共三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六枚，全部是中国的古钱，北宋钱占百分之八十五。最古的是汉文帝时代（公元前一七五年）的“四铢半两”；最晚的明代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铸造的“洪武通宝”。这说明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巨浪，早已波及到北海道。不仅如此，北海道最后一个萨满教的司祭今年逝世。从萨满教这个名称，以及司祭的服饰等来看，都同我国东北一部分少数民族中的萨满教全无二致，可能两地有着更为深切的亲戚关系。
我请教了几位五、六十岁的侨胞：既然中日两国交流历史这么久远，现在的旅日华侨中，居留最久的是多少代了？他们回答说，以他们这一代上溯，最多的是三代，如果算到他们的孙子，是五代。这使我们不解。他们解释说，更久以前，来至日本的中国人，因为同当地的日本人民友好相处，不分彼此，就象阿倍仲麻吕到中国后改名晁衡一样，都逐渐改为日本姓名，成了中国人民的亲戚。随同著名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到中国的翻译鞍作福利，就原是中国人，可能因职业而得姓。这样的人，现在也经常遇到。比如一位姓周通的日本朋友，亲自认为他是以中国祖先的姓名做为姓氏的。另一位姓卖豆纪的日本朋友，也对一位侨胞说，他是中国人的后代。这位侨胞立即联想到国内现在仍然流行的“烤肉季”和“剪刀王”一类外号，认为这位卖豆纪先生，很可能也是以卖豆为业的纪氏的后代。
正是因为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的历史，有这样密切的亲戚关系，所以虽然有过一段短暂的不愉快的经历，但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侨胞们都同侨居地的日本人民友好相处，为两国人民互相加深理解，为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早日缔结，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大量的工作。福建同乡会正是以庆祝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作为恳亲的主题，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庆的大喜事，所以深得当地有关方面的热情赞助。主持这次恳亲会的福冈县福建同乡会所在地的福冈县知事和县议会议长，都送来了祝贺花圈；别府市副市长在开幕式上亲自致贺辞，并推选该市最漂亮的姑娘向大会献花。当地保持民族传统艺术的团体，为祝贺大会的胜利召开，演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斩蛇舞。一位侨领说：这个舞蹈的内容很象刘邦斩蛇起义。我看也很象京剧传统剧目《除三害》里北海斩蛟的情节。不管是斩蛇起义，还是斩蛟除害，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联结起来的两国人民，一定会从新的起点上，携手前进，披荆斩棘，开创中日友好的新时代。
本报记者　聂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