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
——记天津市揭与捂斗争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顾雷 郑启民
今年六月七日，党中央、华主席发出抓纲治津的重要指示以后，调整和加强了天津市委领导核心。从此，才迅速扭转了揭批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落后局面，彻底揭开了天津市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各项事业开始驶入十一大路线的航道。
粉碎“四人帮”以来，天津市揭盖子与捂盖子之间的斗争很激烈。斗争的实质，是拥护十一大路线，还是反对十一大路线的斗争。
天津市的同志，对天津取得揭盖子斗争胜利的主要体会，概括为一句话：揭捂不两立，革命莫苟且。天津的同志们说，捂盖子的人，无论他是谁，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手法如何巧妙，对他所在的地区、部门、单位控制得多么严，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大路线，就能取得胜利。
问题严重
天津的事实证明，凡是捂盖子的，都是偏私，护短，不光明正大的，问题越严重，捂得越厉害。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所以坚决捂盖子，其道理就在于此。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又犯了更严重的错误，一直卖命地推行林彪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的是十一年一贯制，对天津市人民实行了封建法西斯统治，问题十分严重。例如：
林彪、“四人帮”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天津一些坏人，私整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副主席等二十四名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等同志的黑材料。一九七○年，那几个捂盖子的人乘机建立专门小组，名义上是“追查”炮打周总理的罪行，实际上是继续捏造材料，以备需要；
林彪、“四人帮”大反周总理，他们紧密配合，利用追查一个反革命传单的所谓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有恃无恐地使用侦察手段，检查群众写给周总理的信件；
“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这几个人在天津大讲“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要《天津日报》“下倾盆大雨”，并叫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可以少登，不登。”注释出版法家著作八十五万余册，印发评法批儒材料七十八万份，还炮制了《红松堡》、《火焰》、《厨房风波》等大量阴谋文艺作品，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在天津疯狂迫害干部、群众、知识分子，特别是对老干部更加仇恨。他们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相呼应，从一九六六年起，先后制造了“万（晓塘同志）张（淮三同志）反党集团”、“深泽、献县叛徒集团”、“黑戏，黑会”、“砸烂公检法”、“五一六在天津的黑班底”等五大案件，被株连的人数以千计。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却迟迟不予平反、昭雪；
他们肆意践踏党纪国法，任意给干部、群众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用先逮捕、后取证，先定性、后调查的办法，任意抓人。为了把前市委一位书记打成叛徒，竟从山西省监狱里把一个在押的国民党中校特务接到天津，提供诬陷的假证明；
他们纵容天津市的各色歹徒私设监狱，对关押的干部、群众，使用骇人听闻的刑法达五六十种之多，其残酷程度不亚于奴隶主和法西斯；江青急于做女皇，要做女皇服，他们昼夜不停地赶制“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江青要效法吕后改服制，设计了一种大剪口领的连衣裙——“江氏布拉吉”，他们马上下令赶做十四万件，在天津大力推销；
“四人帮”为排除篡党夺权的障碍，猖狂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时候，他们在天津抢先点名，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并沾沾自喜一语双关地说：“这回算是看准了，天津主动了！”；
江青把小靳庄定为她的点以后，他们即派解放军战士替小靳庄种地，让社员唱歌跳舞，并无中生有地总结了八件新事，吹捧小靳庄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阵地”，以表对江青效忠之心；
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让秘书给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打电话，“指示”重大问题要直接和他联系，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急忙以如何搞国庆活动为名给王洪文打电话，紧紧挂钩。
前述几个方面，仅仅是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追随林彪、“四人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严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就是这样把天津变成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基地之一的，难怪江青一到天津就说“我回到家了！”
揭捂之间
我们党有个传统：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从不一棍子打死。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期待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能主动地说清楚问题，认真地检查错误。天津市的干部、群众，总是在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用各种方式督促他们起来革命，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却把党中央和干部、群众的期待，视为可欺，毫无悔改之意，为了捂盖子，费尽心机，使用种种卑鄙手段。例如：
他们以偷天换日的手段对待华主席的指示，竟然把华主席批评他们“对运动领导不力”，篡改为“要稳定和发展大好形势”，欺上瞒下；
他们以党的化身自居，以一元化领导作盾牌，压制揭批运动，给积极要求揭盖子的人戴上“右派言论”的帽子，继续镇压；
他们以“掌握大方向”为名，只准批“四人帮”，不准联系天津阶级斗争的实际，更不准联系他们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实际。对群众揭发出的与“四人帮”篡党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利用职权，能保就保，能拖就拖，能捂就捂，能赖就赖，妄图使运动走过场；
他们以“错误人人有份”的恶毒手法，去堵群众的嘴，胡说“如果市委犯了路线错误，你们下边怎么办”？进行威胁、恫吓；
他们颠倒黑白，有意制造混乱，硬把群众揭发出的有血债的打砸抢首恶分子，说成是“好人”、是“阶级斗争中的英雄”，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姑息养奸；
他们伪装革命，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是“基本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装出一副清白的面孔，欺世盗名；
他们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骨干的态度是：光喊不动，一个不揪。中央点一个，他们才抛出一个，不点就不抛。当中央点出“四人帮”在天津的那个死党以后，他们又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伎俩，把天津所有的问题推给这一个人，想逃之夭夭；
他们对积极揭盖子的干部，又拉又打，或提拔“重用”，或明升暗降，或把知情人悄悄调走，给捂盖子的活动廓清道路；
他们不向党交心，只靠一些人舞文弄墨，挖空心思制造假检查，动辄洋洋万言，避重就轻，不触及要害，还企图运用组织手段强迫通过，想借此了事大吉。
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捂盖子的结果，使天津市的揭批查运动始终动不起来，革命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它向已经解放或恢复工作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是满足于已经获得了解放，有了工作做，因而苟安呢，还是继续革命，挺身而出，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捍卫党的十一大路线，誓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呢？这是个严峻的考验。
天津市的绝大部分干部、群众，勇敢地迎接了这个考验，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大家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追随林彪、“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十分不满，对他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捂盖子极为气愤，用各种形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在受压的时候不低头，被拉拢的时候不上当，受冷落的时候不气馁。他们充分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既要顾全安定团结的大局，又不放弃原则。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们认为，只有在弄清大是大非基础上的安定团结，才是真正的安定团结，否则就不可能恢复党的传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他们注意做个别人的工作，密切联系干部、群众，团结了干部、群众的多数，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量。
斗争经过了几个大的回合：粉碎“四人帮”不久，在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上，一些老干部，面对面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尖锐地提出：叛徒江青八次窜来天津，同你们说了那些私房话？交了那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底？你们究竟执行的是那条路线？天津的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今年一月，在一次市委清查工作会议上，一些部委和区、局的领导同志，质问捂盖子的人：你们是真清查，还是走过场？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到了今年四月，斗争更加激烈，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对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揭发了大量问题，普遍认为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的检查是回避要害，蒙混过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长期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工作的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市委常委，在这次会议上带头揭发、批判，鼓舞了大家的斗志。经过这些斗争，捂盖子的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又施展出软硬兼施的手段，一面派人四处游说，一面亲自出马，找些老干部谈话。对有些人，他们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可怜相，央求保其过关；对另一些人，他们则露出凶狠的面孔，进行威胁。他们这些卑鄙的手法，却适得其反，使大家更加看清楚了他们的真面目，更增强了斗志。一些坚决起来斗争的同志告诉记者说：“我们也想到，这样做会有风险，但我们不怕，我们是把顶戴花翎摘下来抱在怀里跟他们斗的。”这些同志无愧于毛主席和党的多年教育。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把原天津市的某些负责人的严重问题和揭与捂斗争的实际情况，向党中央和华主席反映。他们坚信，这一斗争一定能得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他们表示，为了保证天津各项事业沿着十一大路线的轨道前进，即使再次遭受残酷打击也在所不惜。十八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但他们始终坚持不懈，终于使那几个背叛十一大路线的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抓纲治津
去年，我们曾到天津采访过。那时，天津市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继续受到压抑，空有雄心壮志，却迈不开前进的步伐。工农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以工业总产值为例，一九六六年占全国第五位，到了一九七七年竟下降到第十一位，而且回升得很慢。这是天津市人民特别痛心的事。
天津市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之后，我们又到了天津。景象与去年不同了，天津市赶上来了，形势一片大好。人们再不是“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了，而是喜形于色，欢快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说这是“天津第二次解放”。人民敢讲话了！
我们此次天津之行，强烈感到现在的市委在天津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已经显示出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革命气魄，工作相当深入、扎实，抓纲治津的各项工作进展很快。
市委在揭开盖子之后，首先抓紧整顿市级和区、局、县一级领导班子。这一工作是按照党中央政策进行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注意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根据问题的轻重、大小、态度的好坏，能留的留，能调整的调整，需要改组的改组，非撤不可的坚决撤掉。市委特别强调，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抓紧清查和处理严重的打砸抢问题。原天津市某些负责人，用“双突”手段，把一些有种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安插到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数量虽少，如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就调动不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运动就深入不下去，各项工作就搞不上去。天津市委从现在起，决心到年底，把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基本查清，把严重的打砸抢的问题基本上解决，把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基本做完，对区、局、县的领导班子进行初步的整顿，并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揭批林彪、“四人帮”第三战役部署，结合各条战线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以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决心加快运动的步伐，迅速改变天津揭、批、查落后于其他地区的状况，为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扫清道路。
调整加强后的天津市委，狠抓了高级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市委常委的学习。每星期二常委会坚持学习，而且十分认真，对党中央和华主席指示，逐段讨论，联系实际，贯彻执行。这是天津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狠抓了干部作风的转变，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的转变问题。过去在天津市某些领导人的影响下形成的那种恶劣作风，诸如滔滔不绝的空话，厚颜无耻的吹牛拍马，没完没了的会议，说了不算，定了不干，习以为常的拖拖拉拉之风，等等，找不到什么市场了。得过且过，混日子的人也吃不开了。各级领导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
生产方面，天津市委在大力抓好今年的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已开始组织人力，进行规划，力争较快地对工业进行重点调整；积极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以求早日把天津建成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基地；加快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争取迅速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了给将来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准备好技术人材，他们大胆地打破常规，克服种种困难，利用办分校的办法，把今年大专院校的招生名额由原计划的五千二百多人扩大到一万三千余人。把中专、中技学校原定招收初中毕业生扩大到也招收高中的学生，招生名额由一万八千余人扩大到两万五千余人。
天津市委十分关心群众的生活。他们走出机关，深入工厂、街道，发现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广大群众吃早点要排很长很长的队，还有大批群众住在抗震棚里。市委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大力抓了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原天津市委曾决定在北大港建一座扬水站，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不足的问题，计划一年建成。但由于捂盖子的那几个人把精力全部集中到捂盖子上去了，使大港扬水工程虽然上了马，拖了将近两年还未完工。六月十一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市委、市革委部分领导同志到水库工地检查工作，提出尽一切力量保证这一工程在七月底以前生效。广大工人和民工，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经过三十八个昼夜的奋战，一举完成了平常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使这一工程按市委的要求在七月底具备了扬水条件。市委为保证天津市区三百万人能吃上甜水，已决定扩大蓟县于桥水库的蓄水能力，开挖一条河，把甜水引进天津，结束天津市人民历来吃咸水的问题。这一工程已经开始规划、设计，引水工程今年十月动工，明年五月完成。市委还狠抓了群众住房的修复和新建工作，仅六、七两个月修复的房屋等于一至五月份的总修复量，新建住宅为一至五月份建房面积的六倍。市委进一步要求在年底以前，完成修复被震坏的房屋二十一万间，新建住宅一百万平方米。吃早点的问题，全市现在已由四百多个售货点扩大到九百多个，全市一千多家饭馆都增加了早点供应，品种由五十多种增加到一百多种，初步解决了吃早点排长队的问题。市场供应情况，由于加强了组织工作，紧张状况也有所缓和。这些成绩同过去天津市某些负责人任意草菅人命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揭开天津的阶级斗争盖子，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抓住这个纲，就会有大好形势，就会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天津已经如此。现在，天津市人民正满怀豪情地加速推进各项事业，决心把被捂盖子的人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沿着十一大路线的航道，朝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乘风破浪，开足马力，全速前进。天津的前途无限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