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左的理论　杀人的刀子——斥丁学雷围剿《上海的早晨》的两篇文章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假左的理论　杀人的刀子
——斥丁学雷围剿《上海的早晨》的两篇文章
章楚民　蒋守谦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策划的围剿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的阴谋和迫害桑伟川的事件，现在真相已经大白，受害者已经得到彻底平反。在这个阴谋事件中，“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丁学雷，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和《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两篇黑文，不仅强加给《早晨》和桑伟川同志种种诬陷不实之词，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陈毅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今天，在揭露林彪、“四人帮”策划这个阴谋的时候，对这两篇黑文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
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九年夏策划这个大阴谋呢？这绝不是偶然的。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深受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的团结、胜利的路线。同林彪反党集团沆瀣一气的“四人帮”，对这条路线恨之入骨，疯狂反对。他们在会上与林彪相勾结，极力排斥、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很早就站出来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因而，更成了他们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然而他们的阴谋并没有全部得逞。陈毅同志依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林彪、“四人帮”贼心不死，“九大”以后，继续寻找机会，攻击和陷害陈毅同志。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对《早晨》的大规模围剿，就是这个反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妄图通过围剿《早晨》，否定这部作品中多次明确提到的陈毅同志领导上海“五反”运动的功绩，进而把这位经过长期考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对于《早晨》的写作和出版，都曾从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角度，给予关怀和推荐。对此，“四人帮”的走卒丁学雷在围剿该书时，竟然含沙射影地狂叫：“这部破烂不堪的被一小撮资产阶级代理人捧为‘了不起的工程’的反动小说《早晨》，已经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和革命人民的反面教材！”很明显，他们批判《早晨》的真正目的，正是攻击陈毅同志和周总理。这就是“四人帮”疯狂围剿《早晨》的政治背景。
丁学雷秉承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给《上海的早晨》加了种种罪名。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丁学雷诬蔑作者“为了给他的黑主子刘少奇的反革命谬论提供艺术标本，挖空心思地在《早晨》中刻划了三个不同类型的资本家”。一个是“红色小开”马慕韩，作品写了他“爱国”的表现，丁学雷说这是“根据刘少奇的谬论捏造出来的”，“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一个是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作品写了他经过党的政策攻心，终于“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丁学雷说这是“要人们相信象徐义德这样的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团结’‘合作’”，“完全否定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一个是药房老板朱延年，作者明明对他作了批判，而丁学雷则歪曲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些强加给作者的罪名完全是荒唐的。象朱延年那样五毒俱全，罪行累累而又顽抗到底的反动资本家，作者对他是持否定态度的，怎么能说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呢？至于马慕韩，丁学雷自打耳光，他们在论证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红色资本家”的时候，引的恰恰就是小说揭露和批判马慕韩的材料。再说所谓“美化徐义德”，也完全是无中生有。小说里的资本家徐义德，在解放前夕，出于资产阶级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的恐惧心理，设置“三道防线”，准备逃出国外；解放后，他从几个方面反对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犯有“五毒”行为；“五反”中，他玩弄阴谋，订立攻守同盟，抗拒运动。这一切，说明作者对这样一个资本家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是揭露得比较充分的。但是作者又十分注意党的政策。徐义德不同于进步较快顽固性较少的“红色小开”马慕韩，也不同于罪大恶极、顽固到底的反动资本家朱延年。这样一个人物，除了具有作家所着重描写的反动性的一面之外，并非从未做过好事，他所经营的企业，也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就是作品中的“五反”检查队队长杨健初进厂时所说的，“徐总经理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这方面，我很清楚……”在对徐义德的斗争中，除了必须坚定、果断，还必须充分注意政策，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也就是杨健在“五反”检查队尚未掌握徐义德确凿罪证之前，主张以查帐等调查研究的方法来击破徐义德停伙、停薪、停工的“三停”阴谋，对有的工人要采取抄家等暴力行动加以劝阻的原因。这是符合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符合毛主席关于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教导的。丁学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破坏党的政策，别有用心地把解放前夕妄想外逃但未付诸行动，按政策只能算是思想反动的徐义德，同那个在抗美援朝中卖假药毒害志愿军、构成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反动资本家朱延年混为一谈，把徐义德说成“叛国分子”、“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否认他和朱延年的区别。因而，把挽救徐义德，争取他坦白的描写，全部加以否定。这样，就等于要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他们的大多数，统统都当成资产阶级右翼来打击，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假左真右！他们否认徐义德所经营的企业还有可以利用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反对把同他的斗争放在人民内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进行，实质上就是否定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所谓
“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流毒”，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而已！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丁学雷胡说作者“把工人写成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早晨》塑造了很成功的工人形象，但丁学雷强加给《早晨》的罪名纯属污蔑，是形左实右！丁学雷一方面居心险恶地把杨健、余静召开诉苦大会、进行调查研究、运用重点试纺等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活动全部抹杀掉，另一方面又抓住他们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加以歪曲引申，无限上纲，把他们污蔑为“被资本家牵着鼻子走”的“工贼”、“败类”、“走资派”。同样，作品中的汤阿英，作者写她由不觉悟到觉悟的成长过程，是为了歌颂“五反”运动和党的领导。丁学雷一笔抹杀汤阿英提高了觉悟以后的许多进步表现和斗争精神，把她的一些落后言论孤立起来，然后加以恶毒的攻击，胡说她是资本家的“奴仆”，是作者按照刘少奇反革命谬论塑造出来的一个“活样板”。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作品为什么不能写有缺点的、成长中的工人？按照丁学雷的逻辑，现实生活中大量成长中的工人岂不都不属于工人阶级了？岂不都是“奴仆”、“奴才”了？可见，不是作者在“丑化工人阶级”，而是丁学雷故意污蔑工人阶级。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丁学雷说，作品中描写的“杨健在‘五反’运动中所推行的路线，是完全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抗衡的，是刘少奇的那条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和平’有之，‘改造’却不见了。”污蔑作者“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其实，“四人帮”祭起林彪“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的反革命策略，借口“依靠工人阶级”，恶毒攻击作品中体现的毛主席关于党的领导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毛主席在《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毛主席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又指示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我们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制定的这些策略，都是行之有效、十分英明正确的。小说中的杨健、余静等工人干部，用早先作了坦白交代的资本家马慕韩向徐义德作示范，通过做徐义德小老婆林婉芝、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的工作，冲破徐义德攻守同盟的“堤防”。这显然都是符合毛主席上述指示精神，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的。丁学雷丧心病狂，竟然把这一切都污蔑为“完全按照刘少奇所说的一套，‘在资产阶级中间’培养‘一批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来引起徐义德的‘伟大的历史性变化’”。难道在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的同时，从徐义德营垒的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就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难道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刘少奇所说的一套”？难道只有支持抄家、抓人的行动才叫做“依靠工人阶级”？很清楚，“四人帮”所谓“依靠工人阶级”、“支持革命行动”，不过是他们取消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反对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斗争策略的同义语。只要看看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狂热地煽动打砸抢抄抓的反动思潮就更加清楚了。
“四人帮”就是这样通过否定作品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左、中、右的正确区分，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求以打砸抢之类的极“左”行动取代党的斗争策略，在援引作品的人物、情节时又以断章取义、歪曲引申，强词夺理，捕风捉影，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从而把作品中体现的毛主席革命路线污蔑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这不是典型的假左真右吗？！
在策划围剿桑伟川同志的阴谋时，狗头军师张春桥在一则黑“批示”中不无挂碍地写道：“这一仗不大好打”，“难在要使中间派也觉得我们对”。一个“难”字，道出了这一伙篡党窃国之徒极端虚弱、极端孤立的本质。假左掩盖不了他们真右的丑恶面目。谎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让群众自由发表意见，他们的底细立刻就会被戳穿。于是，他们只能乞灵于手中的权力，变党的“双百”方针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实行精神奴役，禁绝一切不同意见，镇压一切敢于起来抗争的革命人民。这就是他们使用暴力来对付写文章同他们“商榷”的桑伟川同志的缘由，也是他们横行时文艺界有那么多同志惨遭迫害，直至被活活整死的缘由。
桑伟川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应当根据毛主席关于“放”的方针，做到使群众“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四人帮”对此极端恐惧。丁学雷诬蔑说：这就是“对毒草应‘自由开放’论”，是“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手里挥舞着棍子，公然把毛主席“放”的方针篡改为“打”的方针。他们这样蛮横凶暴，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全是一戳即穿的假革命的反革命谬论，他们所拿出的“证据”，全是经不起检验的。
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文艺路线，不知摧残了多少革命文艺作品，打击了多少革命文艺工作者和革命同志！《上海的早晨》的被围剿，周而复同志和桑伟川同志的被迫害，不过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今天，在为《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彻底平反的时候，必须坚决批判造成无数冤案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及他们的那条假左真右的路线，彻底肃清在我国造成极大灾难的这条反革命路线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