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与兄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弟与兄
川岛
《鲁迅日记》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这在当时是使我们最感到意外的事件之一，在听到消息之后，还有不少人做过这个那个的猜测，都猜不透。过了半个月，鲁迅先生便迁居砖塔胡同；次年五月二十五日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此“新屋”即现在西三条胡同之“鲁迅故居”。
又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里所说的“八道湾宅”，是鲁迅先生离开还不及一年的旧居；“启孟及其妻”，即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就是在鲁迅先生早期的《书信》与《日记》中常常提到的“二弟”和“二弟妇”；“重久”即羽太重久，信子之弟，亦即所谓“娘家人”也，是《日记》中常提到的“H君”。“张凤举”，“徐耀辰”，即张定璜，徐祖正，是当时北大文学院的教师，住在禄米仓，也是他们的“好友”。
这回“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迁出后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回到旧居去。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内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鲁迅先生“终取书、器而出”。
次日，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破脚骨》的短文拿到外院来给我看，此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后，我不记得收编在他的那一本文集中。
以后，除二弟和二弟妇外，鲁迅先生的亲属，包括重久在内仍然照旧来往：弟兄二人则各自寻找道路，再没有见过一面。
前些时，我见到一本香港印行的《知堂回想录》，对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没有“回想”到，只在“二四，几乎成了小流氓”中说起：“方言称流氓为破脚骨”。在这本书里提到鲁迅先生的地方还不少，似乎还是他的“知己”，并且说在解放后专为鲁迅先生写了两本书，也总算对得起他了。这已成为一个规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间，鲁迅先生刚自广州转战到上海不久，听到《语丝》在北京为张作霖政府所封禁，作者皆暂避的消息后，于十一月七日给我的一封信中说：
“……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
已经分手多年了，遇到风吹草动，还是那么关怀他。我想：倘若周启明迷途知返，将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雠。”鲁迅先生在沙场中还是期待他到前线来的。
一般的说来，“父与子”代表了两个时代，我这里的“弟与兄”，不幸代表了两条路线，本来是同一起点的，却背道而驰，走下去相离越远，差距也更大！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