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好消息
日中友好协会理事 秋冈家荣
“有一个好消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徐先生笑嘻嘻地在我身边这样说。那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八月十一日下午。
在这之前，我和桐朋学园的生江义男校长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邀请，访问了敦煌和大同。回到北京不久，《朝日新闻》勤劳学生访华团就到达中国访问。我和生江先生分手，赶往上海同他们会合。
在这次访问中国的旅行中，我们时刻惦记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进展情况。我是七月末离开东京的，那时候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已经在北京开始。我们都热切希望着它能发展成园田外相访问中国。
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安慰我说：“条约一定会签订的！”但是，旅途中一点新消息也没有听到，不免令人担心。
“园田外相决定访华了！”终于在大同听到了这一消息。一颗悬着的心，才算安定下来。
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日中邦交正常化一样，是日中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盼望的大事。它经历了漫长的路程，这使我不禁回忆起往日一条难忘的好消息……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夜幕降临北京城，人民大会堂里充满了日中友好的气氛。周恩来总理突然问我：“现在我对面坐着佐佐木更三先生，不过，秋冈先生你是否想过，你将能够拍到一张大平外相在那个座位上同我谈话的照片？”听了总理的问话，我的心不禁?嗵?嗵跳起来。
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五年的记者生涯　本文作者曾任《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编者注）。我接到总社更换记者的指示，后任一到，我就不得不离开北京。当时，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议论纷纭。但是，田中首相访华的消息还没有发表，大平外相能否同行当然也不清楚。
我回答周总理说：“我殷切地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尽管是这么说了，我心中还是没数。
然而，总理明确地说：“我认为那是可能的！”
那天，我拍完这个镜头就退场了。后来，我问了佐佐木先生，他说：“总理的意思是同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访华，请他们一起来。”
日中邦交正常化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不用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醒目地登载在日本的报纸上。这就是那条令我难以忘怀的好消息。
时间过了六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前夕，我赶到了上海，那时候，园田外相已经抵达北京。我多么希望留在北京，看看条约签字时那激动人心的情景！但是，我怎么能丢开《朝日新闻》勤劳学生访华团不管呢！团长上野淳一先生说过：“组织学生们访华，进行青年交流，为的是增进下一代的友好。”
上野淳一先生年过六十。他的这种愿望很早就向中国报纸印刷机械考察组提过。记得那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第一个春天，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中国朋友的支持。我当时也在场，心想：“这可是一个继承老前辈精一先生遗志的建议啊！”精一先生是淳一先生的上一辈，一九七○年春，不幸病逝。精一先生病危之际，给随同松村谦三先生访华的有关人士发电报说：“不要担心我的病，为了日中友好大业，希望完成应有的使命。”想不到这竟是精一的最后遗言。
中国朋友接受这个建议后，为促其实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现在学生访华团正在中国访问，当我负着“增进下一代友好”的重任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怎么能离开代表团啊！
访华团到达上海的翌日傍晚，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上海分会和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共同设宴欢迎我们。就在这一时刻，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了！宴会上欢声雷动。目睹这动人的场面，使人更加理解“有一个好消息”这句话的含意。
“相见时难别亦难”。从西安回到北京，分开的时刻就要来临，我一一征询每个学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再访中国！”有的还说：“结婚以后，同妻子一起来”。这些学生分别住在日本各地的报纸销售店里，他们早晚分送报纸，用所得的一点钱充作学费和生活费。学生们已是大学四年级了，如不留级的话，明年春天将走向社会，寻求职业。回国以后，淳一先生从大阪打电话来告诉我：“有一个学生回来后，无论如何要求从事日中友好工作。为了进入日中友好的窗口——旅行社，决定去应试。”
今年是日本经济萧条之年，就日本全国来说，寻找职业的人和招聘的数字简直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有一颗为了日中友好的心，是不会被录用的，必须具有适应本职工作的业务能力。所以，这个学生为了真正达到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目的，正在刻苦勤奋地学习中文。
学生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呼吁：“让我们结成八月十二日会吧！”这无疑是向人们宣告：要把那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动人肺腑的一天，永远珍藏在胸中，不管走向任何工作岗位，决心为日中友好奋斗终生。
“有一个好消息”，现在该是我向老徐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了！我想，二十一世纪的日中友好，必将是青年一代继承老一辈意志的更加广泛的友好，那是光辉灿烂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