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宋振庭
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其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在高举的问题上作了许多文章，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我们必须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根本问题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必须同林彪、“四人帮”的假高举划清界限
首先必须肯定，林彪和“四人帮”是一伙阴谋家，他们所谓的“高举”，纯粹是一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他们本来是毛泽东思想的死敌，却装得比谁都更加信仰毛泽东思想，甚至达到好象迷信的程度。他们本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手法，实际上是从“左”的方面来歪曲和修正马列主义。
第一，他们颠倒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关系，在“高举”的名义下，企图把毛泽东思想变成脱离实践的僵死的教条。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来自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可是，林彪却以“高举”的名义，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天才”的产物，“当代的顶峰”，绝对的权威，等等。天才、顶峰、绝对——请看，举得多“高”呀！然而毛泽东思想既然是“天才”头脑中固有的先验的东西，它就和实践脱离关系了；毛泽东思想既然是绝对权威，它就不必接受实践的检验了；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顶峰”，它也就不再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了。总之，经过林彪这么一“举”，毛泽东思想就被曲解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僵死的教条了！
第二，颠倒毛泽东思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高举”的名义下，极力把毛泽东思想变成超越人民群众之上的宗教律令。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毛泽东思想来自实践，也就是来自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爱戴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同志和他们心连心；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和愿望。
林彪不仅大讲毛泽东同志是“天才”，并且大讲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特殊的“天才”。请看，举得多“高”呀！然而人们由此想起了孟夫子的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林彪所谓几千年才出一个，就是从孟轲这句话里引伸出来的。经林彪这么一“举”，革命领袖竟然成了一个“应天命而生”的“先哲”，反映群众要求和愿望的毛泽东思想，竟然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宗教律令：“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们使领袖失去了他的群众基础，毛泽东思想脱离了群众智慧的泉源！
第三，割裂毛泽东思想个别原理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关系，在“高举”的名义下，把毛泽东思想肢解成片言只语的机械的总和。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它的各个原理的相互联系，反映着客观事物的矛盾着的各个侧面的联系，它的每个具体原理和结论又都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着的。
可是，林彪在“高举”的名义下，大讲“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并且编了一本语录，作为这种句句真理的范本。这样一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被肢解了，变成了一堆既无内在联系，又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割裂的格言。就象一个卡片箱子，里面装着许多卡片，他们把每张卡片上的每一句话都当做是一个绝对真理。林彪、“四人帮”有什么需要，就可以带着需要的问题，来一个“急用先学”，于是就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所实行的这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改造，从实质上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改造。林彪、“四人帮”都是唯我主义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凡是对我有用的，合乎我篡党夺权需要的就是真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纳入他们的实用主义体系之中，改造成为合乎他们实用主义需要的“真理”。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捧成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意解释的东西，又合伙炮制了一个“活学活用”的三十字方针，使这种实用主义的改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实践中识破林彪、“四人帮”的假高举，中国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要彻底肃清他们假高举造成的流毒，还需要花很大气力，作很多工作。
应当看到，林彪、“四人帮”在“高举”的名义下，用实用主义来改造毛泽东思想，在人民内部是有影响的，流毒是很深的。有些人把实用主义奉为处世哲学，他们认为真理没有客观标准，路线没有是非，谁的权大，谁说的就是真理，谁的官大，谁的路线就正确。他们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只看风向；不讲合乎实际的科学真理，只讲实用；不顾人民利益，只管个人得失；由此产生了政治上的投机性和理论上的摇摆性。
还应当看到，林彪、“四人帮”用教条主义手法所炮制的谬论，对我们人民内部也是有影响的，对这一方面的流毒，也决不能低估。林彪一伙宣扬什么“句句是真理”，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声嘶力竭地“歌颂”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们心里正在盘算如何谋害毛泽东同志。但是，他们炮制的这些谬论，对于一些理论准备不足、而又热爱领袖的同志，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一些同志往往把这些假左真右的谬论当作正确的东西接受下来，不容易摆脱。他们只批林彪宣扬天才论是为了把他自己说成天才，但是却不从根本上去否定天才论。他们只批林彪宣扬“句句是真理”的目的是要把林彪语录说成真理，但是却不从认识论上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不能说革命导师的话“句句是真理”。因此，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
这一切都说明：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同他们的假高举彻底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认识论说来，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实事求是中产生的，也是在实事求是中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实事求是地创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亲身参加了当代革命斗争的实践，对客观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实际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当代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地吸取了以前一切优秀思想家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的本质的认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有了正确的指针。但是，它并不能对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一切问题给予现成的答案，不能代替我们对具体事物的研究。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对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认识其特殊本质，引出其特殊规律，我们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不致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做到这种结合，“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客观存在着的事物进行调查研究而创立自己学说的时候，也无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客观形势进行调查研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就是说是否真正求得了客观事物中的“是”，单凭学说本身是无法证明的，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得到证明。因此，无产阶级的导师总是把自己对于客观外界的认识放在实践中去检验，对于那些在实践中证明为错误的认识，则随时加以纠正。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国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爆发时，曾经预言这场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伟大决战的开始，这场决战经过长期的斗争，将导致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预言是不切实际的。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恩格斯说明了他们当时所以会作出那种预言的原因，分析了一八四八年以后遍及欧洲大陆的经济革命，指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相反，这个经济革命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那时“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再如，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曾经想用军事共产主义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的工作，实践证明，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
又如，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同志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对于那些经实践证明为不合实际的决策，毛泽东同志总是一经发现就立即纠正，并且作出实行自我批评的模范。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有时也会做出某些不合实际的预言和决策，这并没有什么奇怪；这是因为他们在认识客观事物的时候，同样要受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的限制，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但是，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受一切不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的束缚，不管这种结论是来自那里：是古人的，今人的，是书本上的，还是他们自己的。他们丝毫也不认为改变过时的旧公式，改变他们自己曾经作出的不合实际的结论，是什么“砍旗”，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离不开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实事求是。我们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继承、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用实践来检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人，自命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当然继承者。在革命战略问题上，他们固守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旧公式，而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本精神，并且用这种固守来掩盖他们的背叛。当时曾经居于少数地位的列宁，研究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后的新形势，阐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结论。究竟谁是真高举，谁是假高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表明，真正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而自命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等人，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进行主观主义的指导。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等革命战略是什么“狭隘经验论”，说什么“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他们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王明路线实行的结果，使中国革命力量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引导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实践证明：真正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毛泽东，而自命为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最后成了马列主义的叛徒。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把“高举”的调子唱得最高。在林彪灭亡之后，“四人帮”又以他们的特殊身份自封为“学生和战友”，以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革命的两面派、野心家、阴谋家，而被他们攻击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
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亿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一切假高举的政治骗子必然为这种滔滔的历史洪流所吞没，而真正高举的共产党人则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是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实事求是地解决新时期的现实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推进呢，还是不敢突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句句是真理”的精神牢笼，墨守成规，无所作为呢？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采取哪一种态度，是关系到我们能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逝世以来两年的实践证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在新的长征中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