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政策还必须有法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有了政策还必须有法
谷春德
长期以来，在我们法学研究和政法工作实践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政策就是法，政策就等于法。有了党的政策就行了，法可以不要。我国法制长期处于不完备的状况，和这种观点的影响颇有关系。
党的政策和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党的政策是法的灵魂，法是实现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实施法律，都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导。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党的某些相应的政策，实际上可以起到法的作用。但这是不是说，党的政策就等于法了呢？显然不是。我们既不应当把党的政策和法对立起来，否认它们的联系，也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否认它们的区别。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是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正如列宁指出的：“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列宁全集》第25卷第75页）而党的政策则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法的这些特征。党的政策是由党组织提出和制定的，带有号召性、指导性，贯彻执行时主要靠说服教育，而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力。不是所有党的政策都要制定为法律，都要人人执行。
正因为党的政策和法有以上的不同特征，所以我们说，党的政策不等于法。把党的政策和法等同起来，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既然党的政策等于法，那么还制定法律干什么呢？已经制定的法律也可以弃之一旁，不用遵守和执行了。
多年来，这种“等同论”给国家政治生活，给法学理论研究造成了许多混乱，产生了有害的后果。它成了某些人轻视法的挡箭牌，成了法学理论研究的“禁区”。谁要说党的政策不等于法，谁就要受到批判，被打棍子，戴帽子，什么“宣扬法律至上”、“鼓吹法律万能”、“反对党的领导”等等大帽子一顶接一顶扣将过来。因此就出现了大学法律系不研究、不讲授刑法、民法，只讲“刑事政策”、“民事政策”，讲法律理论也只能讲“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等等。学生学了四年法律，连什么是法都搞不清。法学研究实际上被这根大棒扼杀和窒息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践踏，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只有某些领导人说的话才算数。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就是政策，不管正确与不正确都得执行，不执行就是违法。林彪、“四人帮”鼓吹的那一套“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影响极为恶劣。一个时期，“语录”也成了法。法院判案子可以不依据法律，而根据“语录”，判决书上也要写上“语录”。这完全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糟蹋。有的人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满脑子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思想，毫无法制观念，为所欲为，恣意专横，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制之上，竟然说：“什么党纪国法，我说的就是党纪，就是国法”。他们打着执行政策的旗号，干着违法乱纪的勾当。必须指出，政策和法是全国人民的意志，不是那一个人的意志，也不能由那一个人来制定。任何“长官意志”都不能代替国家的法律。个人说了算，就是以个人的意志取代人民的意志，就是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这是党纪国法绝对不允许的。
再从我们多年的司法实践来看，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制定法，遵守法。如果认为某一条法律已经过时，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修改。但在修改之前，不能任意违背法律。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刑事政策，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诸如论罪、量刑、刑罚等一系列较具体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罪名不统一，判刑畸轻畸重，该打击的放纵了，该保护的反而打击了。这同没有比较完整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可依，同政策就是法的观点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只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没有法是不行的。有了法以后，谁也不能借口执行党的政策，任意违背法律。如果还那样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不能容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