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思想评论

法和言
梅鉴
近来读史，有些感想，要说一说。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唐纪》八和《旧唐书》的戴胄传里，写着这样一则历史故事：唐太宗曾经认为绞刑、断趾等刑罚太惨，让法官们把律令改一下，法官们遵命改订了一种“流役”，太宗下诏颁行。当时唐朝盛行选举，常发生假造资历、诈骗舞弊的事，唐太宗又下令：干这种事而不自首的，要判死罪。不久，真发现了这样的案件。戴胄当时是大理寺少卿，也就是司法官。于是，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戴胄和唐太宗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旧唐书》戴胄传这样写道：“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愤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愤而存大信也。若顺愤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旧唐书》的作者为此称赞道：“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擿，言如泉涌。”
读这则史料，特别是对于那场争论，感到颇有味道。只要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只要不为“四人帮”那套一笔抹掉几千年历史的假左真右货色所惑，便不难看出，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其某些言行，也不乏足资借鉴之处。你看那戴胄对法和言的分析，不是很有一点道理吗？“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论罪量刑，是拿当权者因其喜怒哀乐所影响而讲的话作根据呢，还是按国家规定的法律为标准呢？这是戴胄和唐太宗争论的中心问题。法是代表整个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就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来说，就是代表了一方面要制裁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分子、一方面要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无产阶级意志的。这种法，是经过国家审慎研究、反复试行、郑重颁布的，是谓布于天下的“大信”。而言和法，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戴胄极力主张据法论断，反对依言照办。他为此谏得好！争得好！而那个唐太宗，终于收回了“杀头”的话，执行了“流放”的法。这也收得好！行得好！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象旬邑县少数干部那样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象运城地委那样对写信表示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象沈阳市个别交通民警那样打骂了群众还认为“是一种皮肉教育”；以及象《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份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所讲那样：北京市公安局某些人，对于因悼念周总理而被抓起来的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释放了他们，也还要千方百计给人家留个尾巴……。这一切，固然同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流毒有关，但是，总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推给“四人帮”的流毒吧。象上面列举的那些情况，撇开其它原因不谈，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个言与法的问题？尽管我们国家的法律还不完善，但是，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总是在的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总是载入了宪法的嘛！宪法里头哪一条叫你强迫命令、打骂群众、打击报复来？哪一条叫你把悼念周总理的人抓起来，而且抓了不放、放了还要留尾巴来？打开天窗说亮话，干出这等事来，还不是当官的说一句话算数！掌权的说一句话算数！至少是顶头上司说一句话算数嘛！
对待一个人，处理一件事，以至断案、量刑，究竟是按照领导人说的话去办，还是根据国家法制去办？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有这么一种情况：没有法，领导人说的话就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犯法。这种情况，当然不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有法不依，而是光凭领导人说的话处理问题，行不行呢？也不行，也不容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任何领导人说的话，都有说得对的，说得不对的。究竟按什么办呢？若是按那说得不对的话办，譬如什么“九·一三事件以前反对林彪也是反革命”之类，当然一定不肯给那些早就反“四人帮”的人平反了。就是按那说得对的话去办，那对的话，也有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的问题。而且，对的话中间，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你若只按这些话去处理问题，也会有不尽妥当之处。就拿量刑来说吧，按言而量，同样一件事，可以判得重，也可以判得轻。按法而量，就丁是丁，卯是卯，不致畸轻畸重了。
依法，不依言。这也可以算得是一条原则，处理敌我矛盾应该如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应该如此。现在我们还有许多法律没有正式制定或颁布。华国锋同志指出，实现天下大治，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且明确提出，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各项社会主义法律。这实在是抓纲治国的一件大事，需得紧紧地抓，抓好。
依法，不依言。这条原则，各级干部都应该注意遵守。象现在有些事情，明明党纪国法都摆在那里，处理标准原是有的，有的人就是不照着去办。非要等到哪位领导同志“批示”下来，这才赶忙开会、宣传、检查、处理、……。请问，若是没有这样的“批示”给你，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去处理某些事情了呢？这至少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吧！至于身为领导干部的同志，那就更加要注意遵守这条原则了。因为，那种容易被一般干部当作“法”去办事的“言”，大抵出于领导干部之口。你张开嘴巴，随便说句把话，即使没有“一言九鼎”之重，也有“一锤定音”之效。正因如此，当你那锤子锤出去时，岂不是很要慎重一点么？正锤到点子上，倒还罢了，如若不然，而人们又依了去定音、定调，怎么得了？如果是军国大事，那就一定贻误军机，大事不好了！
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通过他们来管理国家的代表，总不能连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都不如吧，总应该比他们高明一些吧。那末，无论什么单位，无论什么干部，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象毛泽东同志在十六年前所说的那种情况——第一书记或第一把手一个人说了就算数——总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吧。应该发扬民主，同时要立法，执法，守法。
二十三年前，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教导大家：“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立法、执法、守法，这不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而是一种好的革命风尚的树立。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危害之烈，由于上层建筑中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之深，看来，在今后二十三年新的长征路上前进的时候，为了这种好的革命风尚的树立，也需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那就是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优越性，批判一人称霸和按“长官意志”办事的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