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访问《天安门诗抄》编者童怀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献给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访问《天安门诗抄》编者童怀周
天安门事件，这个“四人帮”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了，《天安门诗抄》，这些中国人民用血和泪、爱和憎写下的诗歌，也即将正式出版了。在这个日子里，记者访问了为收集、传播天安门诗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童怀周。
童怀周并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十六人的战斗集体——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教师们。他们七个女同志，九个男同志，绝大多数都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毕业的大学生或研究生。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其余都是已经退团的老共青团员。十一月十六日下午，记者在西单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发售自己编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他们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比起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英雄们，我们只不过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这句话充满了对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深沉的爱和敬。这是对这场伟大群众运动的热爱和崇敬。
他们说，在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那些天里，我们中的许多同志每天都去天安门，有时一天去两三次。真是去一次受一次深刻的教育，去一次增一分斗争的勇气。天安门广场沸腾了，我们的热血也沸腾了。
是啊，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就在这广场前，八国联军的炮弹曾经打进广场上的红墙，记载着中国人民的屈辱和灾难。就在这广场前，“五四”运动的青年们为着拯救病弱的祖国，发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和民主的呐喊。就在这广场前，“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们痛感“北平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举起了抗日救亡的旗帜。就在这广场前啊，毛主席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的天安门广场运动，正是中国人民这种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的发扬。这场伟大的运动宣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民，觉悟更高了，他们更加积极、更加自觉地主宰着历史的发展。
童怀周的成员们就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并无心作诗人。但是，在首都人民“纪念碑前洒诗花”时，他们也曾把自己的诗文张贴在天安门广场上。这些诗文共有六篇。他们和天安门广场上千百万群众一样，充满着对周总理深切的悼念。他们的一首《赞总理》写道：“革命航船顶逆风，绕礁破浪向前冲！紧跟舵手数十载，功高从来不居功。”他们也和天安门广场千百万群众一样，充满着对“四人帮”的刻骨的仇恨。他们的另一首诗写道：“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中的“江桥摇”，指的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知道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临去张贴前，有的同志向战友嘱托说：“如果我被捕，请你们照顾我的家。”他们并没有想到将来要作诗集的编辑者。但是，他们也和千百万首都人民一样，在天安门广场抄录了许多催人泪下，令人奋起的诗词。
在那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写作、保存天安门诗词的就是“反革命”啊！但是，童怀周相信：人民不会永远沉默，记录伟大历史的这些史诗，总有一天要站出来说话。他们把诗词誊写在只有三指宽的长条薄纸上，卷成小纸卷，塞在掏空的蜡烛中，外面再封上蜡；他们把诗词藏在炉膛的夹壁中，告诉家人：如果自己被捕了，就生起炉火；他们把诗词包在塑料袋中，埋在花盆里……。要收缴诗词吗？他们回答：“已经烧掉了！”要追查所谓“政治谣言”吗？他们从教研室主任到一般的教师，上下团结，互相保护，敷衍搪塞过去；要批什么“一花独放”论吗？他们故意说道：“谁说是一花独放？我们八亿人民就有八朵花嘛！”引起了一阵阵哄笑……。
平地一声春雷。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童怀周的成员们的兴奋是无法形容的。已经五十岁了的室主任，放起了鞭炮；平时滴酒不沾的女同志，也举起了酒杯……。
天安门诗词重见天日的日子来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他们中的三个同志贴出了一个倡议书，发起收集天安门诗词，全室十六个同志一起在上面签了字。他们为这个集体取名“童怀周”，意思就是：共同怀念周总理。他们首先在自己的墙报上选登了四十多首，同时把自己收藏的诗词全部汇集起来，共有一百多首，拿去油印。学院教材科的同志们支持他们。为了使这本诗集油印时字迹秀丽一致，特地抽出一个蜡板刻得最好的同志专门负责刻印。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周总理的第一个忌辰，他们把油印的诗集贴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并且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发起收集天安门的诗词。他们想的是，要把这历史上罕见的伟大诗篇，献给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
这第一个诗集的出现，在“四人帮”的黑干将当时还控制的北京市公安局，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记录在案。但是，在北京，在全国，这个诗集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人们都把它当作喜讯传颂。人们写信、打电话、络绎不绝地登门拜访，表示衷心支持。有的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童怀周”；有的说，如果缺少资金，我们捐献；有的背来一大包纸，说是送来印诗词的。人们把自己收藏的诗词送来了，还叙述了许多巧妙保存诗词的故事：一位干部把抄录的诗词按照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排列顺序重新抄在纸上，外面绕上一层很厚的棉线，好象一个线团；北京市公安系统的一位民警把抄录的诗词转移到他的老家河南农村；一位在秦皇岛的干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正在北京，他抄录了大量诗词，装进塑料袋埋在香山的一个山头上……。
诗词收集得越来越多了。童怀周决定要赶印出一个更好的铅印本，作为天安门事件一周年的献礼。但是，谁来批准付印呢？教研室的主任出了个巧妙的主意：把这本诗词说成是学生课外阅读的教材。他在付印单上签了字；学院的一位党委常委、副院长也毅然批准了。就这样，稿子送到了学院的印刷厂。这时，寒假开始了。留校的教师每天跑印厂，看校样；四个工人也不休息，昼夜加班。有时停电了，工人就点上蜡烛排字，原稿上留下了排字工人们连夜赶排时蜡油的点点痕迹。原稿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今天，看到这点点滴滴的蜡油，令人觉得，仿佛那无言的蜡烛，也为他们的一片赤诚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紧张的两个星期过去了。阴历大年三十的上午，稿子全部排完。春节一过，立即付印。这第一个铅印本，终于在一九七七年的清明节前出版了。
鉴定、编辑、出版这些诗词，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劳动。他们确定了选录的标准：一定要是在特定的时间——一九七六年清明节，特定的地点——天安门广场上，发挥过特定的作用——作为投枪、匕首张贴过、朗诵过的诗，才入选。而要这样来鉴别，就要经过反复的查核。由于当时抄写的条件困难，现在字迹难认了；人们各自抄录的诗词，汇集在一起就有许多重复和出入，编辑者只好围坐在一起对照，剔除那些重复的内容。印刷量大，哪里来那么多纸呢？他们到各地去求援。各方送来的纸，质量各不相同，诗集印出后，许多书页一层一个颜色。出版史上，曾把不同版本配合而成的书称做“百衲本”。童怀周的成员们风趣地笑着说：我们这诗集也是一种“百衲本”。是啊，这是中国出版史上最奇特、最感人的“百衲本”——从诗的来源到纸的来源。
童怀周就是怀着这种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怀着对历史的崇高责任感，在编定第一个铅印本后，又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前编选出诗集的下集；并且接着吸收了广大群众的鉴定，对上下集进行了补充、审定，在周总理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出版了一个合编本。这时，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象韩志雄这样被捕的同志一个个得到了平反昭雪；“四人帮”在公安战线的帮派骨干和亲信，也一个个被清查出来，童怀周因此得到了更多更宝贵的诗词、照片，编印了《天安门革命诗文选》续编。童怀周的同志们笑着对记者说：北京市公安局那个“四人帮”的黑干将，当时拍照、影印，收缴了大量的诗词、照片，他们原本是要作为“罪证材料”迫害革命群众的，现在却成了我们编印天安门诗集的资料，这是多么绝妙的历史讽刺呵！
在记者告别的时候，童怀周的同志们告诉记者：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以来，他们一共收集了一千五百多篇诗文。正编本除了他们自己印刷的以外，已经有十六个纸型给全国各地借去了；现在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他们编辑的诗集在流传。目前，他们正在和其它四个单位的同志合作，编辑一本天安门广场照片集，一共收集了五百多幅照片，其中彩色照片有一百多幅，即将出版。这五百多幅照片中，有三百多幅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和清明节时天安门广场伟大场面的真实记录。
童怀周为了说明他们是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才编成了《天安门诗抄》，特地拿出了一本《全国的共鸣》的小册子给记者看。这是他们收到的几千封信件的摘编。其中有一首题为《＜革命诗抄＞颂——献给编者童怀周》的诗，结尾有这样两句：
“若知民心，读我《诗抄》。”
这两句诗，也许可以概括全国亿万人民共同的心意吧。童怀周编辑这本诗集的目的，不正是要让人们知道八亿中国人民的民心吗？这民心，是刺向邪恶势力的投枪匕首；这民心，是捍卫真理的钢铁长城；这民心，永远不可侮；这民心，要造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新华社记者 徐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