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周信芳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深切怀念周信芳同志
刘厚生
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同志（麒麟童）昭雪平反了！这一消息虽说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一旦实现，心中还是感慨万千，又是哀痛，又是悲愤，又是欣悦……
周信芳在舞台上生活了六十多年。他勤学苦练，嗜读书报，艺术上广泛学习吸收，精益求精，很年轻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特点形成自己的风格，世人称为“麒派”。在京剧表演艺术上，麒派是我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富于独创性的老生流派之一。他创造的宋士杰、肖恩、肖何等几十个舞台人物，个个都是响铮铮的光彩形象。他的不断革新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特色，对全国许多戏曲剧种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周信芳的杰出之处，不仅是他在艺术上是个勇于革新、创派树旗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那种追求进步、自觉接受进步影响的鲜明倾向。
早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周信芳就同进步文艺界有了不少交往。他同欧阳予倩等同志参加“鱼龙会”的话剧演出活动。抗战初，他参加我党推动组织的京剧界救亡协会，结识了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伶同志，同党有了初步的接触。党为了团结各种力量宣传抗战，早就关心京剧这个领域，一九四○年夏天，党决定派姜椿芳同志同上海京剧界——首先就是周信芳建立起联系。由这时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解放战争期间，在周信芳的剧场中，在他周围的青年京剧艺人中，有好几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周信芳知道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不是害怕、远离，而是十分尊敬，百般爱护。周信芳在他某些演出剧目中强调民族气节思想，在他某些活动中注意其进步政治意义，都表现了他所受到的党的影响。今年《上海文艺》七月号上，于伶同志写了一篇悼念郭老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九四六年上海几位文艺前辈扫鲁迅墓的往事。其中除许广平、郭老、冯乃超、于伶等同鲁迅关系密切或相知很深的同志外，还有一个就是周信芳。而且这次扫墓就是坐周信芳的汽车去墓地的。在那个时候，敢于同这几个公开的红色人物去扫伟大的鲁迅的墓，是需要政治上很大的勇气的。
抗战初期，上海沉沦成为孤岛，敌伪环伺，任何进步活动都受到压制。但是周信芳却在他演出的舞台口两边墙上，高高悬挂两块上演剧目预告牌子：《史可法》、《文天祥》。明知不会准演而偏偏要挂出这两个人的名字，用以鼓舞观众的民族气节感，这是一种很巧妙的斗争方法。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举办所谓“艺员登记”，妄图把戏剧工作者同妓女、舞女一样作为“特种职业”登记管理，激起了公愤。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戏剧界发动了反对“艺员登记”运动。大致与此同时，党还领导戏剧界对国民党征收“娱乐捐”，开展了“抗捐运动”。斧钺在前，周信芳积极参加了斗争。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上海戏剧界反内战签名运动，公开发表宣言，组织签名。周信芳不顾反动派要逮捕坐牢的威胁，签上自己的名字，横眉冷对地说：“我预备带着铺盖去坐牢！”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局势日益紧张、恶化，但他始终站在党的一边。
淮海战役后，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阴谋胁迫许多知名人士同他们一起逃亡台湾，为他们殉葬。周信芳在一些党员同志帮助下，胸有成竹，屹然不动。党的地下组织委托上海地下剧影协会成员、老戏剧家熊佛西先生去联系周信芳同志和当时居住上海的梅兰芳同志，希望他们能够拒绝反动派的裹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周信芳同梅兰芳一样，郑重地说：请党放心，决不跟国民党逃走，坚决留在上海，欢迎解放。当他所住的上海西区刚刚解放时，他立刻给北区未解放的亲人打电话，高兴地欢呼“解放了！”
周信芳带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盛大的开国大典，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他热情满怀，激动地说：“我亲切地迎接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象迎接初升的朝阳！”从此以后，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担任了公职，编演新戏，巡回祖国各地，经常为工农兵演出。大跃进年代，他年过六十，还争取走上街头，热情演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看过他的演出，接见过他。他对于毛主席、周总理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一提起来总是极为尊敬。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在他六十五岁高龄之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举手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无产阶级的光辉事业，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毛主席很关心周信芳。一九六一年五一节，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毛主席问周信芳今年多大岁数了，周信芳回答说：“六十八岁。”毛主席笑着说：“和我的岁数差不多。”毛主席同周信芳谈到“海派”时说：“你一直坚持海派，这很好啊！”毛主席又说他看过梅兰芳和周信芳合演的《宝莲灯》，称赞他们在艺术上自成一派的独创精神，鼓励大家在艺术创造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就是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艺术家，一个受到党的关怀和群众赞赏的杰出艺术家，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一伙眼中，成了万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周总理亲自提议，请周信芳同志担任大会顾问。这是非常恰当的安排，受到群众的欢迎。那时，叛徒江青插手会演，到处摘桃子，剽窃成果，周信芳对她从来不会逢迎谄媚，低声下气，对她关于京剧的许多胡言乱语更是不买账。江青对他从此种下仇恨，散布流言蜚语，说他历史不清楚，说不愿意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张春桥在上海立刻借机对周信芳下了毒手。他们把一个名演员在旧社会中无法避免的一些社会接触硬说成是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把周信芳在艺术上不同他们合作诬陷是“反对样板戏”，说周信芳所编演的一个与彭德怀毫无关连的戏《海瑞上疏》是吹捧彭德怀。他们对周信芳进行了极为残酷的“斗争”、拷打、游街示众，他的夫人为了保护他，出来替他挨“斗”，被打得遍体鳞伤。没有多久，周信芳被捕入狱，紧接着他的小儿子也无理被捕，周夫人很快就含冤死去。周信芳父子先后出狱，儿子、儿媳不敢告诉他周夫人的死讯，只说住在医院里。
周信芳出狱后还要继续接受批斗。过了半年多，小儿子讲了几句不满张春桥、江青的话，在一九七○年春节前夕，第二次被拘捕，判了五年徒刑。开始也是瞒着周信芳的。这时仅有的能够安慰这满腹冤恨的老人的，是他的两个孙女。但是，魔手也放不过这两个戴红领巾的孩子。大孙女是“黑帮”子女，被撕下了红领巾；小孙女日夜想念祖母和父亲，得了精神分裂症，对着母亲狂喊：“求求你让我看看爸爸！”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就连儿媳的住在苏州的母亲、妹妹，也受到株连迫害。这一个家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得家破人亡，受尽精神上的折磨、人格上的凌辱和肉体上的摧残，苦熬时日，还要随时准备接受“批斗”。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们的罪孽，实在令人切齿痛恨，令人发指。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岁月里，周信芳也没有丝毫丧失对党的信念，对毛主席、周总理的热爱。他常常对儿媳或自言自语地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没有反对党。毛主席、周总理都是了解我的。”他常常对她们回忆一九四六年，在特务密布的上海，他和欧阳予倩等同志一起受到周总理秘密接见的情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总理，亲切的接见永远激励着老人的心，每一想起总不免老泪纵横地说：“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一定是背着周总理的，总理知道了是不会同意的。”他哪里知道，这些吃人的豺狼正是因为他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才这样残酷地迫害他。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杀人不见血，几次说过：“对周信芳不枪毙就是宽大。”一九七四年初秋，在张春桥直接操纵下，周信芳同志被“宽大”了，宣布结论是“开除党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从此，他那一直强撑苦持的精神垮了下来，健康急剧恶化。勉强住进了医院，因为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没有几个月，在他小儿子刑满出狱后一个月，就带着对“四人帮”无比的仇恨离开人世。临危时，他还对儿媳说：“我是爱毛主席、爱共产党的，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也就没有我这旧社会戏子的地位，我怎么可能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呢！”多么沉痛，多么悲愤，对党是多么忠诚啊！从一九六六年起，九年时间，除了批斗会，文艺界见不到这个人，广大观众听不到他的消息，他的剧本、论文和纪录电影都当作“毒草”被锄掉。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但我每一想起这一声霹雳对我们祖国的伟大震撼作用，每一看到象周信芳（还有象另一个老艺术家盖叫天等）这些屈死的和许多受尽活罪的艺术工作者得到彻底的昭雪平反，我仍然象两年前那样激动无已。十年阴霾一旦开，十载沉冤一朝雪，社会主义祖国依然是阳光灿烂。唯一的遗憾是死者不能复生了。可耻的“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亲信马天水、于会泳之流，想要从人民的心中、从戏剧史上抹掉周信芳，抹掉许多老艺术家；但历史无情，现在是他们自己将要作为杀人凶手被钉在中国现代戏剧史里，而周信芳的麒派艺术、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的风节，则将如苍翠的青松，万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