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长江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忆长江同志
胡愈之
一九三九年，桂林环湖路，长江。其时，其地，其人，是我再也忘不了的。
在前一年的十月，蒋介石从武汉逃跑。国民党军队在广东这一条战线也整个崩溃了。汪精卫正在重庆同日帝进行秘密交易，准备全面投降。敌军已紧迫洞庭湖。从长沙大火中，一大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者，徒步出走，最后来到了桂林。就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来看，前途是十分暗淡的。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初，在桂林这个冷僻的小城市里，出现了新的希望。希望在于党。希望在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希望在于从沦陷区流亡到桂林的大批青年文化战士。
周恩来同志两次到桂林作了部署。以李克农同志为首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也成立了。《救亡日报》首先从广州迁来。各种剧团和音乐团体都在桂林有了立足点。生活书店也在那里设立了分店。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和文化供应社也成立了。山明水秀的桂林，本来是文化的沙漠，不到几个月竟成为国民党统治下大后方的唯一抗日文化中心了。
也正在这一时期，长江同志从重庆到了桂林，在环湖路建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简称国新社）。这个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革命新闻报道机关，实际上是武汉沦陷以前由周恩来同志亲自筹划、始终在他的指导和关怀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武汉创立的以陈侬菲同志（即一九六八年在上海遭“四人帮”迫害牺牲的陈同生同志）为首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则是国新社创立时的骨干力量。这个社和《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相辅相成的两个主要的革命新闻宣传机关。当时党在白区的工作是绝对秘密的。即便是青年记者协会这样一个群众团体，也只能秘密进行工作。长江同志当时的公开身分是救国会会员。他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际新闻社建立以后才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在这里还得说明一下，在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爆发已经一年多了，并且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以至国外，新闻报道和宣传工具，严密控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手中。除伪中央社之外，全国不容许有新闻报道机关。解放区的新华通讯社，由于物质设备的困难，还不能向全国以及国外进行广播。《新华日报》是不容许行销到外地的。而且《新华日报》和一切报纸刊物都要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这样，如何使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为国内国外广大群众所了解，便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外国新闻记者大批来到了汉口和重庆，却得不到战地的真实消息。连国民党内亲美派董显光、曾虚白所主持的军委会国际宣传处也感到不冲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新闻封锁，要满足外国记者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利用了国际宣传处和伪中宣部之间，实际上是国民党内亲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长江同志才离开了《大公报》，为国际宣传处采访战地新闻，从而为国新社取得采访和发布新闻的合法地位，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网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长江同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复杂的斗争的成果。
国新社是靠白手起家的。它的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国际宣传处提供的每月几百元的稿费，却要供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流亡青年的生活费和工作费。工作人员住的是几间破旧的平房，吃的是大锅饭，晚上睡在地板上，但是气氛是紧张的，活泼的，愉快的。我不是国新社的成员，由于我对新闻工作的兴趣和我同长江同志的个人关系，我挂了国新社特约撰稿人的空名。从一九三九年初到一九四○年我离开桂林为止，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环湖路蹓跶一下。除了满嘴胡子，被大家称作大师的总编辑黄药眠同志以外，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战士，有正从战地来的，有准备到战地去的。大家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毫无拘束地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到了晚间，还举行歌唱会和舞蹈会。当时长江还不到三十岁。我和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也觉得自己年轻多了。
当时我们和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激烈的。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新社总社终于被封闭了。长江同志不得不流亡香港，创办党的海外的机关报《华商报》。香港沦陷以后，他到了苏北解放区，担任新华社分社工作。抗战结束，他在南京、上海，最后到了延安，都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当毛主席、党中央从延安撤走的时候，长江同志跟随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转战陕北和晋西北，主持新华社的报道，为党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些是我离开国内以后的事，是大家所熟知的，不需要由我来加以叙述了。我所要说的是当我和长江经常在一起时，他所留给我的一种独特的印象。
“我是一个小兵出身的，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兵。”这是长江向我讲过几次的话。有时候我们还当作笑话，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丘八。”
小兵出身，这不是笑话，是事实。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正是中国革命发生了大风暴的时候，长江还是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由于发生了四川军阀屠杀学生的三·三一大惨案，只身流亡到武汉，参加二十军的学兵营，当一名小兵。后来随营开到了南昌，并入以贺龙同志为军长的第二十军，参加了八·一起义。在这以后，他跟着撤退的部队，投奔潮汕、广州、福建、江西，一直到南京，还仍然是一个小兵。
他是一名小兵。但是他是抱着雄心壮志当小兵的。他有一种朴素的革命思想，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除贪官污吏。当时他太年轻了，太缺少斗争经验了。他在开始当小兵时，甚至还不能分清敌我友。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他下了决心，同国民党决裂，靠朋友的帮助，到了北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一边在北京大学听课，一边向报纸刊物投稿，度过艰苦的生活。最后以《大公报》记者的名义，到了四川当一名随军记者。这就给长江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他思想上的大转变。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但是长江仍然是一名小兵，是毛泽东麾下的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一名小兵。
一九四五年当我流亡在苏门答腊一个山区的时候，我曾经为当地的华侨青少年写过一本幻想小说，里面有一个机智的通讯兵万里长，就是以长江同志作为典型来描写的。
他是一个小兵，他是随时准备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的。
他是一个小兵，他就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指向哪里，他就走向哪里。
他是一个小兵，所以他不是一个空头革命家，他是从战斗的实践中，逐步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毛泽东思想，并为之而奋斗终身的。
而这一切美德，对于我们这一些从没有扛过一枝枪，而只会摇笔杆子，捧书本子的知识分子，是太难能可贵了。
由于具备这样的品德，长江同志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从现在能找到的他的少数诗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北风卷海浪如山，客轮遇风渤海渊。
上山下谷船如醉，东歪西倒客似癫。
同共寒暑人无语，晨浴朝阳海河妍。
暂时困难总会有，莫信乌云能蔽天。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渤海湾遇大风》
久闻登州府，今上蓬莱楼，
山从南天接，群岛北海浮。
四海多兄弟，五州广交游。
巨星拱北斗，落日吊西酋。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蓬莱阁遥望北京
想念毛主席》这样一个好党员、好战士、好同志，正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捏造戈培尔式的谣言和诽谤，要把长江同志置之死地而后已，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当毛主席亲自过问要为他昭雪时，有些人还要给这样的好同志留一个“尾巴”。连他的骨灰盒都拖了好久才容许送到八宝山，这也说明林彪、“四人帮”流毒之深了。
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中国科协已宣布为长江同志完全平反昭雪。长江同志可以安息了。对他这样一个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历史已经作出最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