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解放思想，加速发展农业 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李韩锁谈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正确解决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大胆解放思想，加速发展农业
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李韩锁谈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必须正确解决的几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电　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机关报《晋中报》，于今年十一月四日刊登了中共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李韩锁同志在晋中地区部分商品粮生产基地社队会议上的讲话。现将这个讲话的第二部分《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必须正确解决的几个问题》摘要如下：
华主席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是，我们的思想还不解放，甚至说很不解放。首先是地委的思想就不解放。首先和主要的是反映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个问题上。具体表现是：
第一，关于学习大寨根本经验和具体办法的关系问题。这几年，我们学大寨是有成绩的。但是，在学大寨学根本和学习大寨具体办法的问题上，也有形而上学的东西。比如我们在文件中有过这样的提法：“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产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此外，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们也讲过，光说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而不学大寨的具体办法，那就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我们还说过推广大寨经验不能掺假、不能“走样”，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大寨的根本经验，具有普遍意义，是任何地方都应当学习的。但是，大寨的一些具体办法，在大寨和一些地方是行之有效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就不一定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比如推广大寨评工记分的办法，采用全区“一刀切”的办法，结果评不起来，记疙瘩工，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不利于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我们学习推广大寨的具体办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过去已经学习推广了的，要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符合实际，有成效的，要坚持，并不断完善。不符合实际，没有成效的，就应采用当地广大群众乐于接受的有效方法。
为什么我们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不把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具体方法区别开，要来“一刀切”呢？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地委常委受“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动观点的影响，忘记了毛主席关于“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的教导；二是因为受“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往往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大寨经验，强调大寨经验已经很全面、很系统、很完整，而对大寨经验是在不断发展的，各地学大寨的经验也是不断发展的，则强调不够；三是思想主观片面，作风极不深入，对工作要求过急，缺乏调查研究。对学大寨运动中存在什么问题，群众有什么反映，注意不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照“长官意志”指挥伟大的群众运动，以致影响到下面同志在学习大寨具体办法时，发生不从实际出发，生搬硬套的现象。
第二，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坚持了批判资本主义，不断端正集体经济方向道路，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在批资本主义中，反复强调了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多次强调批资本主义首先要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是不妥当的。
“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含糊不清。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本身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提出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口号，往往就对准了社队集体工副业，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致使有的地方，不看方向路线，以副业收入占多少比例确定它的性质，或者把不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去批，直至乱批乱砍，妨碍了工副业的发展。这是造成某些社队农业增产了却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之一。集体收入减少，社员生活不能提高，反过来又使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第三，关于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的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坚持政治挂帅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是一致的，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也是一致的。可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空谈政治、否定物质利益原则的影响，我们在学大寨运动中，在实际工作中，单纯强调政治挂帅，不讲物质利益原则；在宣传大寨经验时，也有这个偏向。好象只要政治挂了帅，有了革命精神，不讲物质利益，就山也搬了，河也改了，粮食产量也上来了。事实上，大寨并不是不讲物质利益的。大寨正是由于坚持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了爱国家、爱集体和公私兼顾，保证了社员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才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把贫穷落后的旧大寨建设成了今天的新大寨。由于我们对政治和经济、政治挂帅和物质利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在一些时候一些问题上，就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把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看成是“好行小惠”，把物质鼓励看成需要忌讳的禁区。
我们有一些社队，因为不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群众就没有劲头；群众越没有劲头，生产就越上不去；生产越上不去，群众的生活就越困难。这样恶性循环，致使那些社队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这和地委的错误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第四，关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是，由于受“四人帮”大肆宣扬什么“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谬论的影响，我们在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个原则上，过多地强调了各尽所能，而对按劳分配注意不够。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上。地委在一段时期内，不承认推广大寨劳动管理办法需要具体条件，既不管各地的思想政治状况，也不管各地的物质条件，强调一律推广。而在推广中，又不全面理解和介绍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既不主张搞定额管理，更不主张搞定额计酬，因而造成了一些社队因为条件不具备，勉强推广大寨“一定四评”的经验，结果评不起来，旧的办法不用了，大寨的办法又学不了，只好每年分配时吃“和和饭”，形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个问题本来早已反映出来，但地委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相反，责怪下边对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假推广、不推广。在劳动管理中还有一个要不要物质奖励的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是不主张搞物质奖励的。为什么？无非也是怕犯“物质刺激”的错误。这也是多余的。在国营企业，奖金制度是工资制度的必要补充。同样，在集体经济内部，奖金也是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的补充。在认真执行了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之后，社员们的日常劳动多少、好坏，一般在评工记分中可以体现，而那些有特殊贡献的社员、干部，为了表彰他们对集体所作的特殊贡献，还应辅以奖励制度。
第五，关于大集体和小自由的关系问题。李副主席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坚持大集体的前提下，允许小自由，对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不要乱加干涉，对集市贸易要加强管理，不要随便取消。掌握了这样的界限，我们在工作中就不会出大的偏差。”这几年我们在处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上，对小自由作了些不应有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上。自留地，在全区大多数社队实行了集体代种。有的地方，常常把代种自留地看作是先进，把社员个体种植看作是不光彩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四人帮”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在目前条件下，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有利于安排好社员生活，也有利于发展集体经济。即使会出现一些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不难解决。我们搞集体代种，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大寨早已取消了自留地，昔阳也搞了代种，就忽略了全区多数地方与大寨、昔阳的不同情况，忽视了取消自留地或搞集体代种的条件是否具备。现在，地委重申，不论是自种还是代耕，由社员讨论决定。
集市贸易，也是这样。近几年，全区普遍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代替了集市贸易。但是，没有具体分析各县代替条件是否具备。实践证明，现在绝大多数县代替集市贸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许多农副产品全靠集体经营还有困难，集体经济也满足不了社员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供销社、国营商业既不能把全部农副产品收购上来，也不能充分供应。在这种情况下关闭集市贸易，就会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反而影响生产，助长投机倒把活动。现在多数县集市贸易已经按照省委的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恢复，但我们要防止另一个极端，即放松对集市贸易的管理，任其自流，让资本主义泛滥。必须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做好工作，逐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