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额记工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好形式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定额记工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好形式
郭修生　高献松
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有一个计算劳动消耗和报酬的标准。在农民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工分制。工分是衡量社员参加集体生产付出了多少劳动的尺度，又是社员参加分配的依据。如何才能使社员所得的工分和他所付出的劳动尽可能一致呢？这就取决于合理的计酬形式。
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计酬形式有四种：死分死记，底分活评，大寨式记工，定额记工。
死分死记，不顾社员每天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显然不能反映按劳分配的要求。底分活评，在实践中，执行起来有困难，因为“评”的时候难于排除主观因素，“活”起来也缺乏科学依据，有时为了评工分，搞的社员不团结，结果只好仍按底分记工，实际上又变成了死分死记。大寨式记工，如果主客观条件不具备，也难于推行。
定额记工，包括小段包工、季节性包工、常年性包工和按件计工。这是一种以定额管理为前提的计酬形式。生产队在分组作业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农活的要求制定出相应的定额，把农活分配给各作业组或个人去完成，并根据他们完成各项定额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工分。一般以作业组定额为主，但也有实行定额到人的，即使定额到组，也要考查个人完成定额的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计件性质（集体和个人计件）的计酬形式。它较之上述三种记工形式更能反映按劳分配的要求，把劳动者的“劳”和“酬”直接联系起来，因而更能调动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定额的制定是很复杂的，如果干部力量不强或执行不认真，也可能影响到农活的质量，但这并不是这种记工形式本身的缺点。
定额记工在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就出现了，一九五八年时被刮掉；一九六二年贯彻《农业六十条》时部分地恢复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林彪、陈伯达把它当作“工分挂帅”来批；一九七一年北方农业会议又提倡定额管理，实行小段包工，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又把它当作资产阶级权利来批判，胡说实行定额记工，会强化资产阶级权利，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就是说，长期以来，这种记工形式一直遭到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扼杀，不断受到批判和禁止。尽管如此，但始终没有禁绝，在多数生产队中，一遇大忙季节，农活进度和质量要求高，为了不误农时，几乎每年都要“偷偷地”实行一阵子定额记工。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定额记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计酬形式，要不然，为什么一再被批判和禁止，都禁不绝、批不垮呢？
定额记工有哪些优越性？
第一，实行定额记工，克服了好坏不分、赏罚不明的平均主义现象，使社员政治上感到劳动光荣，经济上得到与劳动消耗相适应的报酬，大大调动了社
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大呼隆”干活，一般上工拖拖拉拉，出勤不出力，窝工浪费很严重。实行定额记工，只要任务一分配，不用队长催，大家就自动干起来了，不会造成窝工浪费。群众反映说：“过去出工人等人，人不到齐不出工，青年人坐在田头打扑克，老年人抽黄烟，妇女附带做针线；现在是干起活来人催人，组与组之间互相竞赛，人与人之间互相督促，真是大家一条心，人人为集体。”许多典型调查的资料证明，实行定额记工，劳动工效可以提高一倍到几倍。
第二，有利于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过去妇女底分比男劳力低，不管死分死记还是底分活评都很难做到男女同工同酬。现在实行定额记工，只要妇女能完成同男劳力一样的定额，就可得到同等工分。这就使男女社员的工分报酬更加合理。
第三，实行定额记工，社员在完成自己定额任务后的多余时间可以早休息或自行支配，用来处理一些家务，或种自留地，或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就这一点来说，定额记工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员“公”和“私”的矛盾，有利于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第四，有利于加强干部对生产的领导。实行定额管理、定额记工，该干什么作业组长自己会安排，每天出工不用队长喊，社员就自觉下田去了。队干部可以集中精力多考虑生产和经营管理问题，加强对生产的领导，并且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
目前，有些同志对定额记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模糊认识。现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有人怀疑定额记工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把定额记工污蔑为“工分挂帅”，搞乱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破坏了党的政策，以致在一些基层干部中不敢搞定额记工，不敢谈多劳动多得工分，怕被戴上“工分挂帅”的大帽子。
必须指出，“工分挂帅”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如果说生产队实行定额记工，多劳动多记工分，就是“工分挂帅”，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工分是衡量社员劳动的尺度和参加分配的依据，所以抓工分是应该的，用定额记工多劳多得的办法，鼓励社员的积极性也是应该的。
“工分挂帅”是“四人帮”挥舞的一根大棒，它煽动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造成了好坏不分、奖惩不明的恶劣后果。今天，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抓好社会主义的定额记工。第二，有人担心实行定额记工会扩大贫富差别，产生两极分化。其实，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定额记工，只是计酬形式的改进，决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同时劳动者在体力与技能上的差别是有限的，单身汉再强收入也不过只高出二至三倍。这样一点劳动收入上的差别，怎会造成两极分化呢？
第三，有人担心，实行定额记工会助长“私”字，产生个人主义倾向。其实，“大呼隆”记工，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严重，不仅尖头滑脑的人乘机混工分，就是一般社员也可能产生混工分的思想。实行定额记工，混工分的思想受到了限制，尖的钻不进，滑的溜不掉，老实人卡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额记工确实限制了一些人少劳多得、投机取巧的个人主义思想。
有人还认为在定额记工条件下，社员在完成集体生产劳动的定额后，有剩余时间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会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怎么是资本主义倾向呢？
第四，有人担心实行定额记工会出现只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定额记工是以定额管理为前提，定额的制定不但要定数量，定时间，而且还要定质量，在完成“三定”的基础上，还要检查验收，才能最后定工分。这就是说，定额记工本身就包含有对农活质量的要求。只要坚持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就能克服只图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实践证明，定额记工，不仅不会降低农活质量，而且会有利于提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