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杨奇清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深切悼念杨奇清同志
刘复之　李广祥
我国公安保卫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我们的良师益友杨奇清同志逝世了，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在杨奇清同志病重的日子里，我们曾多次到他的病床边探望，期望他的病情能逐步好转。由于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对他的残酷迫害，杨奇清同志的身体遭到严重的摧残，终于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杨奇清同志是一位老红军、老保卫干部。他一九二八年投身革命，参加了著名的平江暴动，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不久，党就派他做保卫工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担任我党我军保卫部门的重要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第一位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第一任保卫部长。他和罗瑞卿同志一起，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领导下，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近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杨奇清同志始终战斗在党的公安保卫战线上，为建设党的公安保卫事业，为保卫党、保卫军队、保卫人民、保卫国家，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就在杨奇清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优秀的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所具有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特别是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民主的作风，深深地教育着我们。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在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艰苦年代里，杨奇清同志战斗在太行山上。在残酷、复杂的对敌斗争中，他坚定勇敢，无私无畏，对革命抱有必胜的信念。一九四一年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大举“扫荡”和蚕食我解放区，并加紧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缩小，困难越来越大。针对敌人的进攻，我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开展反蚕食斗争。当时杨奇清同志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他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委派，率领工作团深入武安县游击区开展反蚕食斗争。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在敌人的碉堡周围，杨奇清同志率领工作团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组织武工队，打击汉奸特务活动，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打击了敌人的凶焰。他和工作团的同志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一起战斗，在他的指挥下，武工队、民兵深入敌后，我们的情报工作深入敌人内部，取得很大的成绩。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们的党政军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有一些同志被俘，有一些同志英勇牺牲，杨奇清同志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杨奇清同志临危不惧，坚持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终于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胜利突围。不久，得悉五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杨奇清同志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同志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五月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在一次大会上赞扬说：在反“扫荡”中，杨奇清同志领导的许多干部牺牲了，他的家属也被俘了，但他仍然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坚守岗位，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同志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
一九四二年底，敌人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加紧了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和破坏。日伪的秘密“维持会”渗入我们的根据地，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和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的蒋帮特务潜入了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一个蒋伪合流的国民党区分部，指使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一个女特务，勾引收买我们内部的人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同志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一举破获这个大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杨奇清同志在工作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用自己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党在延安的审干工作，由于毛主席的肃反路线受到“左”的严重干扰，一度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波及到太行山。一九四四年，杨奇清同志从延安回到太行，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滕代远等同志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的审干案件进行认真的甄别工作。他亲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听汇报，看材料，做调查研究，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假案一一平反了。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奇清同志因工作需要调离太行时，还有一个干部的问题没有甄别清楚，落实不下来。他谆谆告诉有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抓紧搞清，要对每一个同志政治上负责任。一九四七年，老解放区开展了土改运动。同时，在党内开展了“三查三整”，对广大干部进行阶级教育。“三查三整”运动中，有些同志受极“左”的影响，搞唯成份论。当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部长的杨奇清同志，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干部，她的领导人要把她当作地主对待，赶出革命队伍。杨奇清同志批评了这个单位的领导人，指出：对这个干部进行阶级教育，使她从思想上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是必要的，把她当地主赶走是错误的，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要立即把她找回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杨奇清同志领导肃反斗争，在他经办的所有重大案件中，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分清敌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以此要求、教育他所领导的广大干部。
杨奇清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民主作风很好，善于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平易近人，很能团结同志。凡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他领导下，同他一起研究工作，讨论问题，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都敢讲出来，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他对各方面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都耐心地听，让大家把话讲完，最后集中好的意见，提出个人的看法。干部都愿意接近他，同他谈心。他很爱护干部，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对干部的缺点、错误，他批评是严肃的又是热情的，受批评者感到十分亲切。他对犯错误的干部，从不轻易采取组织处分的措施。遇有必须给予处分的，也是坚决贯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
杨奇清同志是深受广大公安干警尊敬、爱戴的一个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在公安战线上大搞“两个否定”、“一个砸烂”。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门的党羽，采取阴谋手法，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公安部的部、局两级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公安部几乎被“砸烂”了，不少同志蒙受了冤狱。杨奇清同志是公安战线威望很高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人，周总理对他很器重，当时还要他抓一些重要工作。这样，他就成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篡夺公安机关领导权、搞阴谋活动的巨大障碍。一九六八年，他们捏造罪名，诬陷杨奇清同志反对毛主席，是“死反革命分子”，将他逮捕关押达五年之久；并一再对抗周总理的指示，迟迟不予释放。他们使用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杨奇清同志百般折磨和摧残，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内脏被毒打致伤。他们在不得不让杨奇清同志住院治病时，还用对付劳改犯的办法，戴上“保外就医”的帽子。杨奇清同志尽管蒙冤多年，横遭迫害，但他始终坚信伟大领袖毛主席，坚信党中央，坚信真理必然战胜邪恶，坚信林彪、“四人帮”一伙总要覆灭，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总会澄清、昭雪。后来，当他向我们谈起这段往事时，爽朗地笑着说：“他们要我交代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我回答说，我干了几十年的公安保卫工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肯定是不少的。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说我是反革命，那是对我的诬陷和污辱，我没有一丝一毫可以交代的。”杨奇清同志就是这样光明磊落地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陷。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关怀下，杨奇清同志终于获得了解放，恢复了工作。但是，“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仍不罢休，施展种种阴谋，继续对杨奇清同志进行打击迫害。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杨奇清同志的女婿曹志杰同志积极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他们借机将曹志杰同志拘捕审查，进行逼供，企图把杨奇清同志和其他一些革命领导干部打成曹志杰同志的“后台”、“幕后指挥者”，进而搜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他们的这一阴谋最后没有得逞。
“四人帮”被打倒后，杨奇清同志积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号召，不顾病魔缠身，抱着除恶务尽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同公安部的广大群众一起，积极投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并且十分关心公安工作的大治快上。他病危时，一再向探望的同志表示，对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关怀十分感激，为自己身体横遭摧残不能在新的长征中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遗憾。我们沉痛悼念杨奇清同志，决心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为祖国的锦绣河山更加光彩夺目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