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征的先锋战士——记曾经参加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新长征的先锋战士
——记曾经参加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同志
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
北京广播器材厂党委委员魏传军，在天安门事件中不信邪，不怕压，坚决支持和保护本厂参加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因而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投进了监狱。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月，魏传军出狱了。厂里同志看他被折磨得面颊浮肿，身体虚弱，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医务人员为他检查了身体，动员他去疗养。同志们的关怀，阶级的深情，使魏传军深受感动。他说：“我要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夺取揭批‘四人帮’的全胜！”他带病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进行揭批和清查的斗争。他发现，有些同志存有顾虑，心情不佳，因为在他被捕后，在“四人帮”的高压下违心地批判过他。魏传军一个一个地找这些同志谈心，鼓励他们把千仇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团结一心去战斗。他讲得真挚、热情，听者无不为之感动，纷纷卸下包袱，积极投入斗争。后来，厂党委分工由魏传军负责落实政策的工作。他把这个任务作为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一件大事抓了起来，深入调查研究，坚决为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职工平反昭雪。目前，这个厂的积案绝大部分已经复查处理，全厂出现了一派安定团结的新气象。
为四个现代化大干快上
天安门事件中，一个工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过这样的誓词：“敬爱的周总理，安息吧！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祖国一定要建成！”今天，那些在天安门事件中表现了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同志们，正在为实践这一豪迈的誓言而日夜奋战。
被“四人帮”关押了八个月的北京朝阳无线电厂技术员周忠铉，出狱时尽管身体很虚弱，但只休息了两天，就投入了紧张的技术工作，决心把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四个现代化。他在做好日常技术工作的同时，根据我国资源的特点，认真研究试验了他在狱中构思的全硅管无变压器新电路的设计。去年七月，他在反复验证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这一新电路的学术论文，在全国有关专业会议上作了介绍，受到了好评。
今年四十岁的周忠铉，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他为了提高我国收音机的质量，扩大产品品种，又同工人们一起研究设计新产品——高传真调频调辐收音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终于试制成功了这种性能优良、音质好的新型收音机。接着，周忠铉又开始了另一种新产品——高传真立体声收音机的研究设计。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周忠铉把行李搬到工厂，吃在车间，住在车间，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把一腔热血倾注到新技术的研究应用中去，在厂里一连住了两个月，使这种质量好的立体声收音机及早试制成功，为提高我国收音机的研制技术作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绝大多数职工，当年曾经高举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的大幅诗牌，在天安门前作过英勇的斗争。今天，他们把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化成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巨大力量，正为保证全院重点科研项目的胜利完成而日夜战斗着。这个厂当年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三位同志、上百名受到不同形式审查的职工，如今正在同全厂职工一道大干社会主义。
最近几个月来，这个厂为加快科研工作的进度，不少工序由原来的一班制改为两班倒，不少同志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供应器材的同志随叫随到，有时夜里已经睡了，只要有人叫，立即起来发料。由于全厂职工群策群力，重点科研项目任务的完成进度大大加快了，产品的一类品和成品率普遍提高一倍以上，取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好成绩。
在北京二十二中。当年因带领学生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入狱的青年女教师韩希宁，今天为革命搞好教学的劲头更大了。她深深懂得：为四个现代化培养更多的人才，是自己光荣的职责，也是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韩希宁现在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学生是新从好多个小学招来的，程度参差不齐。为了使这些学生共同进步，她费尽心血。她是个外语教师，每天早上七点钟就来到教室，带领学生们早读；上课时，她集中精力讲解，让学生们尽快掌握外语知识。每星期二、四、六晚上，她都为基础比较差的学生补课，耐心地讲，一遍不行，就多讲几遍，从不厌倦，有时星期天也不休息。二十三岁的韩希宁还挤出时间来刻苦自学，虚心请教老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说：过去“四人帮”毒害青年，误人子弟，我真不想当教师。现在可不同了，我爱上了教师这一行，一定要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平凡的岗位上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叱咤风云，奋起抗令，而后又在非法关押和审讯中凛然不屈，怒斥“四人帮”的不少青年英雄，在胜利到来的日子里，回到平凡的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更加奋发努力地为人民服务，象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们在通讯《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里，除了突出介绍了共产党员韩爱民的事迹外，还写过北京市宽街基层食品店的青年工人姚庆春。小姚是同他的哥哥姚建春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斗争而先后被捕的。屈辱、折磨、强加的罪名，将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磨练得更坚强。虽然在监狱里得了肝炎，可是在出狱的第二天，他就上班了。医生给他开了假条，他默默地装在口袋里，照常上班。他是食品店维修组的木工，除了做好份内工作外，那里有活就干到那里。老师傅们夸他一刻也闲不住，比从前更勤快了。今年秋天，为了改变广大市民吃早点排队的状况，他和一些同志赶修早点售货亭，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困极了，就在马路边上垫块木板睡一会儿，十三天的任务八天就完成了。今年九月，他加入了共青团。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腼腆地说：“比起老师傅们来，我干得差远了。我要开足马力，为解决好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多做工作。”
被“四人帮”诬为“暴徒”、投进监狱的，还有当时只有十九岁的高中学生梁小茗。在天安门事件中，她和几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起发起成立“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入狱之初，她对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可是，斗争锻炼了她，正如她爸爸——空军中的一位老干部所说的，斗争使她成长起来了。今年，她被分配到北京机电公司光华路供应站管理仓库。这是一种平凡而又繁琐的工作。可梁小茗立刻就爱上了这一行。她决心学习大庆的后勤标兵齐莉莉，加强岗位练兵，认真请教老师傅，尽快熟悉各种材料的类型、性能等等。她每天早上班，晚下班，想方设法多学点本领，多做点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
在北京整流器厂维修车间，几乎每天清晨有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第一个走进车间的大门，第一个做生产准备工作。他是谁？他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努力同“四人帮”斗争时表现出色的共青团员吕德俊。他出狱后，一直埋头苦干，早来晚走，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当他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时，有不少同志好心地对他说，你反“四人帮”有功，现在身体又不好，应该向组织上要求疗养，并调个轻工作。吕德俊说：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大干社会主义。
革命战士的本色
人们清楚地记得，在一九七六年清明前后的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有许多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投入悲愤的人海，同人民群众并肩战斗。人们也还记得，第二炮兵后勤部的两批四十八名基层干部，先后把两个精心制作的花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来自军营的花圈，使人民群众为之振奋，也更使“四人帮”一伙惊恐万状。他们对这四十八位军队干部进行了残酷迫害：停职，监视，关押，隔离审查。今天，这些经受了严重考验的革命战士，正以新的战斗姿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抓纲治军而奋斗。当他们听说记者要访问他们的时候，谁也不肯出面，都说他们没有做什么。第二炮兵后勤部的一位领导同志向记者说：“这些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他只好请来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记者谈谈这些谦虚而有为的青年干部。有的说，这四十八位年轻干部，经受了“四人帮”高压迫害的考验，也经受了胜利到来后的新的考验；当时没有一个人低头，现在没有一个人掉队，一直走在队伍的前列。有的说：这些同志一获得解放，就立即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四十八个同志，人人都是斗争中的骨干。
有位负责同志介绍说，这些同志在工作中更加勤勤恳恳。侯书智同志被捕后，她的在七机部工作的爱人也因为反抗“四人帮”被捕，家里丢下两个孩子。可是，侯书智出狱后，一回到军营，就忙于工作，顾不上去看孩子。她调任政治干事后，工作更忙，同志们有话都愿意找她说，把她当作知心人。参谋娄道林因为精心设计悼念周总理的花圈而受到迫害，如今他更加认真负责，精心工作，被同志们誉为好参谋。
这些负责人还说，这些同志经受了考验之后，不少人提了职，四十八人中唯一的一个非党员也入了党。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居功自傲，人人谦虚谨慎，十分注意团结。
新华社记者　朱述新　徐人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