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茅盾
文艺作品要起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文艺作品是用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方式，来完成它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任务的。因此，这个任务之完成得好或不好，就取决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不是正确的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且还有一个深度的问题。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发掘愈深，则作品对人们所起的鼓舞情绪、指导斗争方向的作用，也愈大。然而，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又是通过作家的主观认识而再现的，因此，作家的世界观对此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但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作家在长期的全心全意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树立的。而且光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不能保证产生真正反映客观现实的作品。作家还必须继续有深入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使他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检验。这就是说，作家的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去从事创作，都一刻也离不开社会实践。实践是检验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是否伟大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作家的世界观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年来却遭到林彪、“四人帮”的彻底践踏。他们抛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领域另立一套帮规帮法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凡趋炎附势按照他们的帮规帮法写作的，就青云直上，成为名“作家”，作品成为“名著”；反对他们的或不按他们的这一套写作的，就是“毒草”，就扣帽子打棍子，种种迫害接踵而来。弄到后来，八亿人民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戏，这就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但“四人帮”的流毒却还未肃清，在文艺战线上常常听到，对于一些敢于冲破“禁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发出种种的非难，就是一例。“四人帮”在文艺领域推行的那套帮规帮法，都是戴上了一圈马列主义花环的，什么写阶级斗争呀，要高举呀，歌颂英雄人物呀，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呀，等等。当然剥开伪装，其目的是为他们的复辟阴谋服务的，这一点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对这些“伪装”、这些“花环”又该怎样认识呢？我看肃流毒，破帮规就要从这里着手。文艺创作当然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歌颂英雄人物，描写阶级斗争，但是怎样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这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形式和手法，没有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格式和框框。譬如阶级斗争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英雄人物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宣传毛泽东思想并非一定要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捧读《毛泽东选集》等等。这些在过去是被“四人帮”视为大逆不道的。但现在这种流毒仍有形无形地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在他们看来，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是他们头脑中固有的几条条，或者书上写的几条条，或者某位领导讲的几条条，而不是作品在实践中即在人民群众中的反映和产生的社会效果。因此，当前在文艺领域肃清流毒，弄清楚并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一个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深入生活，是写不出作品来的；同样，一个作家光有革命热情，领受了政治任务，甚至有了重大的主题，但不深入社会实践，也一定写不出好的作品来。“四人帮”推行的那套“领导出思想，作者出笔杆”，是彻底摧毁文艺百花园的大棒。
作家深入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的认识，他的观察、分析的能力逐步提高了。在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他不会感到茫然，感到无所措手足，而是从前看不出来的问题，现在看出来了，从前未能深入理解的人与人的复杂关系，现在能够深入理解了。到这时候，他觉得主题思想成熟了，把握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了，于是就可以进入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也许一气呵成，顺利完篇；也许本来觉得很清晰的人物形象在下笔之时忽然模糊起来，因而踌躇搁笔了。如果是前者，不要太高兴，产生自满；如果是后者，也不必灰心而失望。不论是发生前者或后者，都应当暂时收拾起笔墨，再投入社会实践。只有实践能够检验你之一气呵成的东西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客观现实；如果不是，你就得按照实践后所得到的新的认识，将作品进行修改，有时甚至是重大的修改。同时，也只有实践能够检验你之想起来清晰而落笔时却又模糊的人物形象，其病何在？实践能帮助你找到毛病，校正模糊的形象使之清晰而确立。
反复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反复修改的过程，这样一遍两遍三遍，直到你觉得再也无可修改，那就拿出来公之于世。
公之于世，也就是接受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社会实践）的检验。这和你在反复修改过程中所经受的社会实践大不相同了。你得承认，广大的读者和观众的社会实践，要比你个人经历的，实在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因而这次检验的权威性也是大得多。你应当根据他们的反应（批评或大体肯定而仍有不少疑问，或补充你的观点，或提出新的意见），对自己的作品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务使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更深化，有更高的典型性。如果改来改去总觉得不如意，那就说明你的思想水平停留在一定的点上了，必须使之前进，方法是再刻苦钻研马列、毛主席著作，同时再深入社会实践。
作品之能否站得住，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关键在于上面所说的反复的检验与反复的修改。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作家要保持创作的活力，就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实践，然后能在不断发展的客观世界中，对万端繁复、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问题，把握其发展规律，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会有“文思枯涩”、“才尽”的感觉，其根本原因即在缺少社会实践。一个作家的思想落后于时代，或者对新事物的敏感性萎缩了，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缺少社会实践。
也许有人认为客观世界既然不断在前进，新事物不断在出现，人对于客观世界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更新，那么，作家对于他的旧作是不是需要每隔若干年就来一次修改，好象百科全书每隔若干年需要来一次增订？或者，若干年前（假定说一代或一纪），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当时人民有过教育作用的优秀作品，是否因为时代前进了，当时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而那些作品就失去了“时代的意义”，就不值得再去阅读了呢？
这些假说，我以为是站不住脚的。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有其历史阶段。反映客观世界的文艺作品其直接的教育作用，大概就在作品发表当时的历史阶段。虽说好的文艺作品不仅帮助读者或观众认识现在，也指引他们展望未来，但这未来是指共产主义的远景而不是具体的事物和问题，那是不可能预知的。文艺作品在其公之于世的历史阶段，既然发生过巨大的教育作用，那么，作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就有其历史价值，就会被人所欣赏喜爱，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历史虚无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了。由于同样原因，古代的若干文艺作品，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是我们所珍视的文化遗产。也由于同样原因，象《王贵与李香香》、《暴风骤雨》这样的作品，今天还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并不以为它们已经过时了；广大读者不会要求它们的作者按照今天的现实去修改他们这些旧作，而作者们当然也不想去修改。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的今天，出现了敢于捣毁“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的青年闯将，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他们是受过“四人帮”的蒙蔽和毒害的青年，正因为他们有过如此腐心刻骨的实践，他们这才能够彻底觉悟，看透了以前一度当作“真理”而遵守惟谨的“四人帮”那一套完全排除实践的“帮规”，正是束缚思想的“精神枷锁”；自己解放自己的人是最敢想、敢说、敢干的人，他们初试锋芒，已经一鸣惊人。他们是我国走上新的长征路上的文艺界的新生力量，是我国四个现代化时期反映如锦现实的主要力量。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达到这境界，不能靠豪情壮志，要靠实践，再实践。
清朝的诗人赵翼（瓯北）写过这样的诗：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作为二百年前的封建社会的诗人，能有这样警辟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赵翼终究是个唯心主义者，他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虽然悟到客观世界的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变化（满眼生机转化钧），而且人的认识也与自然的转化同进而日新（天工人巧日争新），可是他又误以为即使“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历史唯物主义却认为，曾有“五百年新意”的作家或作品，在千年以后也并未“觉陈”。其次，赵翼反对复古，故有此诗，然而他是从形式主义的角度反对复古，所以他说李、杜诗篇至今已觉不新鲜，而我们则认为李、杜以及其它古代大作家的作品所以至今仍受欢迎喜爱者，在于作品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典型风貌。
话又说回来，赵翼的提倡创新的主张却正道着了文艺发展的动力所在，他在封建社会，已断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人才之辈出将不以百计而以千计万计。祝愿我们的文艺新军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前新长征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全新的文艺体裁和风格反映我们这伟大的时代，不但“各领风骚数百年”，而且长垂久远。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北京
〔原载一九七八年第五期《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