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法制保障公民权利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加强法制保障公民权利
乔木青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汉代的董仲舒曾发明过“春秋决狱”，即以《春秋》这部书的“微言大义”作为判决刑事案件的根据。他这样作是为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被统治者大开方便之门。事隔两千年，林彪、“四人帮”为了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地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把革命导师的语录作为处理案件的神圣教条，想要整谁就整谁。念一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可以抄你的家，砸你的东西，抢走你的金钱和物品；念一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可以给你画黑脸、挂牌游斗，甚至剥夺你的人身自由；念一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可以私设公堂，严刑逼供。一句话，林彪、“四人帮”破坏法制、侵犯公民权利的种种暴行，几乎都是在“最高指示”掩饰下干出来的。这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最高”，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形象的极大侮辱！
为了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我们急需制定刑法和民法。为了保证各种案件能够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理，诉讼法典也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对一般案件的解决，应当有个时间限制，不能成年累月，审而不决。又如，逮捕人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讯问，证据不足者不能作为“嫌疑犯”长期关押；如果长期关押，那和无期徒刑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如，取证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对于出自陷害目的或其它卑鄙动机而故意伪造假证者，要规定明确的法律责任。林彪、“四人帮”为了罗织罪名，陷害好人，一贯采用非法手段搜集证据。有的人则投其所好，把给别人作假证当作升官晋爵的阶梯。现在有些冤案、错案、假案虽然平反了，可是作假证者却逍遥法外。我们今后决不应再给这种人在法律上留下可乘之机。
司法机关不实事求是，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死者不能生，残者不能全。司法工作者责任重大，必须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但某些公安司法人员，因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给人定罪，不搞调查研究，却实行刑讯逼供。在封建时代，虽然刑讯逼供被当作合法的取供手段，但也有人表示过异议。金世宗就说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金史卷四十五》）他也知道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可以造成冤案。若想杜绝刑讯逼供，固然需要对办案人员加强教育，但也必须采取法律措施。为保障公民权利，维护法制，在我们的刑事立法中必须使那些搞刑讯逼供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用法律手段来制止这种行为，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赞同。
我们的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时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以抓人。谁的拳头硬，谁就可以对你实行“专政”。又如什么隔离反省、拘留审查、集体食宿、劳改队、专政队、“牛棚”等变相剥夺人身自由的办法，更是名目繁多。总之，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粉碎“四人帮”以后，这种情况基本上杜绝了。但是为了防止今后再出现这种践踏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我们必须根据新宪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制定出相应的立法，明确规定非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者应负的刑事的和民事赔偿的责任。多年来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立法，则宪法所赋予的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就是一句空话。
按照宪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这就是说，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判决某个公民有罪或无罪。可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有的组织就可自行给公民定罪，给人戴上“反革命分子”等政治帽子。这些罪名虽然未经法院公开判决，但它比判决还厉害，后果还严重。因为法院判决某个公民有罪，除对少数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外，一般只判处多少年的有期徒刑。可是一旦某个单位的组织给你戴上一顶什么“帽子”，一戴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老死。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但被剥夺了辩护权，也被剥夺了申诉权。如若申诉，就说你是“翻案”。被戴上某种政治帽子以后，除本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处分不算，还要株连到父母、妻子和亲友。从加强法制的角度来看，要严格执行新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判决某个公民有罪或者无罪。今后凡要给某个公民戴“反革命分子”等帽子，应由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审理决定，并要保证公民得以充分行使辩护权与申诉权。当然，机关、企业依照法律有权对职工实行劳动或行政纪律的处分，但也要保证职工的申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