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穷过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评“穷过渡”
金汶
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在农村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上，刮过两次极“左”的歪风。一次是在一九五八年，陈伯达鼓吹“立即过渡”。当时，在农村出现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搞工资制，取消集体所有制，给生产力造成很大破坏，人们至今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四人帮”搞起来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黑文，公开为“共产风”辩护。他们在一些地方，撤区并社，强制“过渡”，任意改变生产队核算单位，给生产力也带来了一次严重破坏。
这两次歪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四人帮”这伙“理论家”们终于说清楚了：“穷过渡”。林彪说过：“精神力量可以代替物质力量”。张春桥及其一小撮余党说：“不够条件不能说不可以过渡”；“物质基础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精神”；“穷队要靠穷精神过渡”。林彪、“四人帮”的“穷过渡”谬论流毒甚广，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
我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从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从大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是靠一定的物质条件过渡，还是靠穷精神过渡，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全民所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主要是靠“精神”的吗？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重申，都向我们指明，全民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随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即“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二六页）。“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发展，与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代之以全民所有制这个先进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进一步发展。十分明显，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不是由于什么“精神”的原因，而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的出现，是不是靠“精神”的呢？也不是。谁都知道，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都是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企业。以手工工具生产为特征的农业、手工业则不能立即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而必须采取合作化的办法建立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难道是因为中国的农民、手工业者缺少了“穷精神”吗？显然不是。只是因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农业、手工业，是手工生产而不是大机器生产。一句话，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
目前，我国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规模是不大的。毛主席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指出生产队以三十户左右为宜，是不是因为“穷精神”不够多呢？不是的。这是由于当前我国农村主要使用的生产工具仍是手工工具，而手工工具不是“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依靠手工工具生产，一般只需要、也只能造成简单协作，不能象大机器生产造成专业分工和协作。以手工工具为主的生产力，所造成的生产效率是很低的，生产者付出很大的体力劳动才能创造出很少的产品，这些产品性质上还不是“社会化的产品”，产品和生产者个人利益紧密相连，这就限制了分配范围。因此，我国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力低下的结果，物质基础薄弱的结果。如果无视这个物质基础，“靠穷精神过渡”，“过渡”到大队一级、公社一级的集体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在很大范围内组织简单协作，就会造成吃大锅饭的状态；劳动者付出大量体力创造的少量成果在分配中与劳动者自己疏远了，被均分了，就必然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穷过渡”必然破坏生产力，根源就在于此。
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于加强物质基础，主要是搞机械化。只有把农业手工工具逐渐变成农业机器，才能造成“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的产品”，造成较高的生产效率，才能突破小集体所有制的界限，需要和容许大集体所有制以至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过渡”的过程，是农业机械化、工厂化、自动化的过程；“过渡”的快慢，取决于农业机械化、工厂化、自动化的快慢。
一切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或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上帝的安排，为英雄豪杰的意志所左右，或者认为是“绝对精神”的演化，“绝对正义”的实现，其共同点都是认为人类社会史是精神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物质发展的历史，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不是随着什么“精神”的发展而发展。林彪、“四人帮”的“靠穷精神过渡”论，是把社会主义发展史变成一部“精神过渡”史，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修正和背叛。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论是由小集体所有制到大集体所有制，或是由大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都决不能搞“穷过渡”，而只能是“富过渡”。国家要“富”，才能给农业提供大量的、足够的农业机械，以及尽可能多的资金。集体单位要“富”，才能买得起、用得起农业机械。没有这两个“富”，机械化就是一句空话。国“富”的根本大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集体单位“富”的主要渠道，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力兴办社队企业，积累资金。“四人帮”不准搞“四个现代化”，反对国富；阻碍集体经济发展，反对民富。这就从根本上挖掉了“过渡”的基础。剩下的只有一条死胡同：“穷过渡”。
由小集体所有制转变到大集体所有制，必须大集体已经有较多的积累，已经相当富裕，而各小集体的经济都获得相当发展，差别已经不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穷队“共”富队的“产”，严重挫伤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人们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集体财产，要不了多久就被平分一次，谁再去干呢？这只能助长懒惰的社会风气。“四人帮”煽动的“穷过渡”，实际上是用剥削阶级思想腐蚀集体，鼓励懒惰“共”勤奋的“产”，鼓励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穷过渡”进行下去，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会被搞得净光。“穷过渡”，只能越“过渡”越穷，它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败家子。
林彪、“四人帮”把“穷过渡”标榜得很左、很革命。他们在炮制“上层建筑决定论”的同时，也搞了个“生产关系决定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似乎生产关系跑得越快，生产力就发展越快；生产关系越先进，整个社会也就越先进。这是一个假左真右的骗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就是说，生产关系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为生产力的桎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也充分证明，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毁坏生产力，超越得越多，破坏性越大。我国人民对“共产风”已经有了沉痛教训。无可争辩的实践早已宣告了“生产关系决定论”的破产。人们只能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寻求一种恰当的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追求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是十分荒谬的。
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以“生产关系决定论”为根基的“穷过渡”，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的表现，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反动宗旨的，这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穷国”。“穷过渡”正是达到这个反动目标的“捷径”，它既能以极“左”的姿态掩盖自己，又能轻而易举地对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横加破坏，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里面装的尽是一堆“穷”字。这是他们“蛀空”社会主义，以极“左”手段达到反社会主义的极右目的的鬼蜮伎俩。
“穷过渡”是毁坏社会主义的邪路，“富过渡”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道。谁要是真正热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发展，那他首先就应该热心“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进程；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生产关系，以造成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那里得到的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
（原载十二月五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