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松江县试改三熟制为两熟制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工作研究

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
——松江县试改三熟制为两熟制的调查
上海市郊区松江县粮田种植基本上是三熟制，即冬季种大麦、元麦或小麦，第二年收麦后种早稻，收早稻后种晚稻。一年三熟，亩产一千四百斤左右。近几年来，产量停滞在这个水平上。而三熟制带来的季节紧张、劳力紧张、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肥料不足、地力耗损等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干部、群众对此早已议论纷纷。今年，松江县把一部分三熟制的粮田试改成麦、稻两熟制。全县共有四万六千九百多亩小麦茬的粮田，麦收后改种了单季稻。其中三万多亩种了从湖南引进的杂交水稻，亩产达千斤以上。一万多亩种了晚粳稻，亩产九百多斤。加前茬小麦亩产六百多斤，两熟亩产分别达到一千五百多斤到一千七百斤左右，从而使两熟的亩产量超过了三熟，同时，成本降低，收入增加，受到了干部和社员的热烈欢迎。
当三熟制最初提出时，从上海市的领导到广大干部、社员都有怀疑，不少人认为，两熟制还有增产的余地，有发展前途，而三熟制太紧张，活动余地很小，因而增产潜力不大。人们把这种意见概括为“三三见九不如二五得十”。可是另一部分人认为，“三个矮子加在一起要超过两个长子”，三熟总比两熟产量高。耕作制度上不同意见的探讨，本来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别有用心地把这场争论说成是“路线斗争”，给不主张全搞三熟制的前市委同志罗织了“右倾保守”、“复辟倒退”、“反对新生事物”等罪名，横加批判。于是，三熟制成了人们不敢议论的问题。
松江县是在一九六九年基本实行三熟制的。虽然当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过千斤，但三熟制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当时就很突出，近几年来日益尖锐。首先是季节紧张。麦、稻、稻一年三熟，全部生长期共需四百几十天。人们只好种大麦、元麦不种小麦，加上两季水稻的秧期不占本田，后茬紧接前茬，一季紧接一季，一年三百六十多天才勉强够用，还不能选用生长期略长的优良品种，每熟作物的季节要求十分严格。由于土地复种指数过高，使许多社、队特别是耕地较多的社、队收种失时，季季有尾巴，熟熟拖后腿，一年拖一年。前茬种晚了，到时不成熟，后茬又要种。晚种部分面积逐年扩大，产量低，甚至失收，影响了全县的粮食生产。
从松江看，三熟制带来的问题，首先是有机肥料紧张。随着三熟制面积的扩大，全县绿肥面积逐年缩小，从过去的几十万亩减到近几年的几万亩。养猪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猪肥仍不能满足三熟制生产的需要。只用地不养地，土壤中的有机质消耗得不到补充，肥力显著下降。单靠增施化肥，既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又破坏了土质，土壤日益板结。另外，由于两熟水稻水水相连，增加了淹水时间，也使土性板结粘重，而且地温降低，苗不发棵，作物抗灾能力逐渐减弱。三熟制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用工多，成本高，收入降低。据松江县全县年终分配资料分析，一九六六年全县每亩农田投工七十一点五个，一九七六年上升为一百二十五点四个，增加百分之七十五点三；农本也从二十一元二角上升为三十三元五角，增长百分之五十八，而分配的工分值却从一九六六年的每工一元零一分下降为八角四分，减少了百分之十六点七。
松江的干部和社员都说，三熟制把人和地都搞苦了。人有三苦：一是劳动苦。除日常生产外，每年三夏、三抢、三秋都象打仗一样，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为了抢季节，一天往往只能睡三、四小时，有时甚至通宵不眠。二是生病苦。每年早春，社员就要冒着严寒赤脚下水田做秧田落谷，冻手冻脚，社员们的关节炎发病率升高。五月至十月，社员一直在水田拔秧、插秧、除草、施肥，烂手烂脚。三是生活苦。由于三熟制劳动力紧张，集体顾不上开展副业生产，家庭副业来不及搞，经济收入全靠粮食生产。而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年终分配社员的收入非但不能增加，许多地方还下降了，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地也有两苦：有机肥不足——挨饿，泡水过久——受冻。这样的土地要持续夺取粮食高产是不可能的，以致近四、五年来，松江全县粮食单产一直在一千二百斤至一千三百斤左右徘徊不前。如果继续坚持三熟制，这些问题将越来越严重，生产不仅不能发展，相反会逐渐下降。
怎样打破这个僵局，把粮食生产推向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松江县委近两年来经常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他们通过调查研究和小规模的试验，认识到，全面的三熟制已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要争取高产和降低农本，必须适当恢复两熟制。去年秋播时，松江县委号召全县各社、队根据自己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改革耕作制度。今年，全县十九个公社都试种了少数单季稻，两熟面积约为全县粮田面积的十分之一强。其中新桥、砖桥、城北、泗联、九亭、佘山、天马、昆冈八个公社步子跨得大，两熟面积少的占百分之十五，多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它们取得的成效都是很显著的。一般是两熟达到了三熟的产量，多数超过了三熟的产量，还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入。
松江县今年在扩大稻、麦两熟制面积的同时，还种植了部分“绿肥——稻——稻”和“麦——水绿肥——稻”的田块，也都获得了丰收。新浜、塔江、城西三个公社种植的“绿肥——稻——稻”的田块平均单产分别达到一千七百七十九斤、一千六百九十七斤和一千七百斤。如果把“稻——麦”两熟制与“绿肥——稻——稻”、“麦——水绿肥——稻”等耕作制度一起采用或实行轮作，不仅分散了粮食作物的成熟期，而且解决了用地和养地的矛盾。
松江县在改制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没有阻力的。由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给不同意种“三熟制”的干部戴上各种政治帽子，进行批判，甚至打倒，使许多同志至今心有余悸。经过一年来的实践，这些同志受到深刻的教育：马克思主义者靠的是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讲经济效果，切不能上“四人帮”一伙政治骗子的当，被他们的政治术语唬住。现在，这些同志的思想解放了一点，胆子也大了一点。但是还有不少干部骑在“三熟制”这只老虎身上不敢下来。
松江县委书记杜述古和社员群众都说，搞三熟制表面上好象比过去多产了一点粮食，其实是虚假的。由于三熟每季时间短，无法使用生产期长的优良品种，两季往往都是籼稻，一百斤谷才出六十几斤米，而生产成本却很高，等于是农民用钱买粮食向国家交售。而交售一百斤谷就有几十斤砻糠，等于是用砻糠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上事例说明，完全可以用成本比较低的二熟制达到和超过三熟制的生产水平。
松江县改三熟制为二熟制，今年只是试改，明年将继续扩大，当然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松江县委在研究明年农业生产时，区别不同情况，制定了一个因地制宜、讲究实效的生产计划，明年两熟制的面积将进一步扩大到十万亩左右。
松江的事实说明，三熟也好，两熟也好，单季稻也好，双季稻也好，重要的是既要增加粮食产量，又要合乎经济原则。这就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松江今年的试验所以成功，就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的，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新华社记者　穆家军　季进成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