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需要这样的老干部——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就是需要这样的老干部
——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
深秋季节，我们采访南京大学，感到这里许多工作走在一些高等学校的前列。这变化是怎么得来的？那些白发苍苍执教多年的教授，那些稚气未脱的一年级新生，那些我们接触过的师生员工们，无不引以自豪地回答说，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好的校党委，有匡亚明同志这样的好校长！
匡亚明，这在全国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了。林彪、“四人帮”从文教战线开始其篡党夺权阴谋时，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党内教育家中，就有匡亚明。什么“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什么“叛徒”、“走资派”……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强加在这位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头上，使他被迫停止工作达十年之久。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支持着他，鼓舞着他。近十年中，他仍然坚持两条：学习，锻炼。解放前，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学过的英文，现在又重新拣起来了。他将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和列宁、斯大林一些主要著作都读了一遍或几遍；每天早晨锻炼身体。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是要为党工作的。而要工作，不学习马列，身体不好，那是不行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历史证明匡亚明无罪，而那些嘲弄历史的人则遭到了历史的惩罚。
在党委办公室的一排平房里，我们见到了匡亚明。他今年七十二岁了，身板还十分硬朗，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我们提出想到他家里去采访，他当即说：“欢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
我们选择十月二日休假的日子访问了他家。这一天，正好是他恢复工作的五周月。
访问之前，我们就听到许多关于他住房的美谈，说是他重新出任南大党委书记、校长后，仍然住在“靠边站”时所住的房子里，硬是不搬进文化大革命前住过的那幢小楼。有的教师赞叹地说，象匡校长这样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住在那样的地方，在全国大概也是少有的。
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看到这是一座原来作为学生宿舍的楼。匡亚明的家在二楼。我们走进他住的那间不过十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只见一边竖着《二十四史》的书橱，紧挨着书橱的是一张简朴的床。另一边又是一个大书架，书架和床之间的通道仅可容一人通行。在房间西南角，临窗面壁放着一张小书桌；床南头仅有的一块空地，放着几把椅子、方凳，这就是匡校长会客的地方了。他见我们环顾房间，便风趣地说：“我这是宿舍兼书房又兼会客室。”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
谈话的话题自然落在这房子上了。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搬回原来住的那幢小楼呢？他的回答直截了当：“我们做基层领导工作的，只有跟群众在生活上打成一片，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愿望和思想。”听着他这朴素而又真诚的话，我们沉吟着，回味着，也在等待着。我们还想“再挖一点材料”——希望他会说出一些更“精辟”、更“深刻”的话，进一步解释他这样的行动。但是，匡校长对此并无兴趣，把话题撩开了。他说：“前几年，我不工作能在这里住，为什么现在一工作就不可以在这里住呢？全校师生员工的住房都很紧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平民校长’——普通老百姓式的校长，在这座楼里也算是头等住房中的一户了，这有什么可解释的？”
“这有什么可解释的？”这句话耐人寻味。重要的是：“匡校长就住在那样的房子里”，这个事实在南大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大的同志们觉得，这样的校长不谋私利，我们信得过；这样的校长领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我们跟着干！
匡亚明这样做，难道只是想以自己的表率，来消极地要求群众长期忍耐住房的困难吗？不！他对解决全校师生员工的住房问题付出了许多心血，考虑得相当细致。在党委的会议室里，我们看到一套南大基建规划图，贴满了一面墙。党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匡校长经常对着这些图沉思，甚至今年夏天到外地去参加一次会议，也把规划图带去，挂在床头，时时端详着，筹划着。党委的同志还对记者说，匡校长要他们注意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特点，以后盖房子、分房子，要把教授、讲师、助教各应有多少平方米的书房都算进去。他说：“书房是教师最基本的最必要的劳动场所，不给他们留下书房，怎么能让他们好好工作呢？”
在这次访问中，匡亚明谈到了南京大学的发展远景。他是那么充满信心，又是那么自豪。他说：“南京大学从金陵大学算起，七十六年的时间只盖了十七万平方米的房子。今后八年里，我们要兴建近四十万平方米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现在我们在校的学生是四千，后年六千，一九八五年就要发展到一万五千，其中有两千名研究生和八百名外国留学生！搞四个现代化，急需人材，不加快发展不行哪！那时你们再来，南京大学肯定是大变样了。”
远景是令人向往的。但是要实现它，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匡亚明说：“工作五个月来，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被牵扯到后勤工作上了，这怎么能行呢？一个大学的党委，主要的精力应该放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上。生活上的许多问题可以走社会化的道路。”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全国重点大学会议上，匡亚明第一个建议组建大学公寓，走后勤工作社会化的道路。他要求南京大学首先试行。他的这个意见，得到教育部和许多大学负责人的赞赏，说他有远见，有魄力。
在我们访问过程中，不时有客人来访。我们不得不时时中断谈话，相视而笑了。因为我们早就听说，匡亚明家里是经常高朋满座的。他自重新工作以来，每天很早就上班，几乎天天最后离开办公室，有时要他儿子来催他，这才回去。他住的又是那样的房子，没有门卫阻拦，没有秘书挡驾，谁都可以登门拜访，有时甚至正吃着饭也来了客人，就一边吃饭，一边接待。同志们说，匡校长是南大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党委的同志看他这样辛苦，实在过意不去，要给他配一个秘书，他都坚持不要。最后实在忙不过来了，才答应要半个——由党委办公室的一个秘书兼着。
这些客人的来访，使我们的采访又找着了新的话题。我们问他：你的工作日程为什么安排得这样紧？他说：“我今年七十二了，有效工作时间不多了。到一九八五年，我正好八十岁。在这八年中间，我是要开足马力，抢工作来做！能为四个现代化作出些微薄的贡献，这样去见马克思、毛主席，也可以问心无愧。”他笑了笑，又说：“有人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少工作点别人也会原谅的。我说，我不能原谅自己，只要还能工作，我就真干。如果不能工作了，我决不占着这个位子。我说过两个‘为期’：一个三年为期，就是到八○年南大要初见成果，如果那时南大没有改变面貌，那就证明我是不能工作了，我一定让出这个位子，另请高明；一个是八年为期，就是到八五年南大要大发展，如果那时我还能工作，我就再干五年。”
要真干，要抢工作来做，就得象他所说的那样，不要避嫌，不管份内份外。文化大革命前，匡亚明就十分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他的一个罪状——“招降纳叛”、“把学校的领导权拱手送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重新工作了，他认为要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举了请陈白尘来南大任中文系主任的例子。陈白尘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我们在南大见到了他。他很有风趣地说：“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来是不归南大来落实的。我不是诸葛亮，但是，匡校长却‘三顾茅庐’，我是被匡校长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才决定来南大的。”象这样的事在南大可以举出好多件。谈到这些事，匡亚明说：“我这样做，大不了再批判我‘招降纳叛’就是了。我不怕。我不避这个嫌疑。”
“南大这个党委书记不好当啊！象这些政策问题真是成了堆，一抓就一大把。”匡亚明回顾这五个月的工作，吁了一口气说。文化大革命中，南大全校列案审查的就有五百零九人。匡亚明重新工作后，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精神，立即抓了这些积案的复查工作。在党委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短短三个月就全部复查一清，除极少数确系敌我性质的以外，其余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在六十三名列案审查的中层干部中，匡亚明亲自审看、修改结论的就有二十多人，亲自找来谈过话的就有十八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攻武卫”等反动口号挑动，南大三千多职工中，竟有上千人打人，上千人被打，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了使南大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匡亚明顶着外界的误解和非议，集中开展了一个月的“双打”，分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惩处了几个帮派骨干，促进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团结。那些多年同进一个门而不相视，同在一间办公室而不相言的同志，现在终于消除了积怨，握手言欢了。
面对教学秩序混乱的局面，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育家，匡亚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力纠积弊：考虑到学生毕业后从事各项实际工作的需要，他提议为文理各科新生开设了南大历史上没有的新课程——中国语文必修课；针对中青年教师业务荒废，他提议为他们开办了培训班；为了快出人材，早出人材，他提议从今年新生开始，把沿用了多年的学时制改为学分制；他大声疾呼应该由教授、副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理论课；为了挖掘师资潜力，为四个现代化多培养人才，他提出要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在教职员工中实行工作量制……。这一切，都是南大党委讨论决定的，也是匡亚明经过深思熟虑首先创议的。
访问持续两个小时了，谈话中间进来的那位校团委书记已经等待多时。他是应匡校长邀请一起去察看学生宿舍的。匡亚明因为不能久陪我们，歉意地说：
“昨天下午，我们去看望了外国留学生，今天下午准备再去看看国内同学。”我们很高兴能碰到这样的机会，就提出要求跟他一起去。他笑了笑，同意了。
在上第一座学生宿舍楼时，我们发现他右腿不便。原来在他停止工作期间，爬山锻炼摔断过腿。我们劝他就在底层看看，不必上高楼了。他说：“不要紧的，这也是锻炼。”当匡校长走进一间间学生宿舍时，那些扎着小辫儿的姑娘们，红着脸不知所措；那些调皮的小伙子们，吐出舌头，做着鬼脸，向同伴们直使眼色。他们没想到这位老校长在节日里来看望他们。匡亚明一连察看了四座宿舍楼。看着他的步履，看着他那种
“更上一层楼”的劲头，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暮色中，我们和匡亚明同志握手告别。我们凝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在南大听到的那句话又一次萦回在我们的耳际：“现在就是需要匡校长这样的老干部！”
新华社记者　胡宗钰　朱维新　徐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