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百花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文苑百花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
——《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文艺》一九七八年第十一期发表的题为
《艺术与民主》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断的。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
这篇评论员文章，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
“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
文章指出，只有反映人民呼声的民主性的艺术，才有永久的生命力。而这样的艺术，正是人民斗争的武器。
文章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它能通过制度本身来解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以，文艺工作者应该勇敢地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应该科学地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哪些矛盾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哪些矛盾是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造成的？哪些矛盾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等等。我们特别要注意研究并反映，人民群众是如何在解决这些新的矛盾的道路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文艺创作只有全面地、辩证地反映实践的生动过程，才能实事求是，才能讲真话，不讲假话。只有象林彪、“四人帮”那样的假革命的反革命才害怕群众，害怕真理，害怕事实，所以他们要拚命反对文艺创作从人民生活出发，鼓吹“主题先行”和“从路线出发”，把文艺创作变成了随意捏造和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文章说，文艺只有敢于把当前群众最关心、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社会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能够把群众感觉到但还没有充分理解的问题鲜明地表达出来，才能赢得人民，才能帮助人民推动历史的前进。
林彪、“四人帮”为艺术创作树立了“统一规格”的所谓“样板”。艺术创作能有“样板”吗？文章回答：不能！创作之所以谓“创作”，就在于要有独创性。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别人所没有提供过的新的、独特的东西。再优秀的艺术作品，即使是典范之作也只能供学习、供借鉴，决不能照抄、照搬。为艺术创作树“样板”，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样板”即模式，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八股”。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采用以八股取士的办法，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收买知识分子，以巩固封建统治。从历史上看，提倡“八股”同打破“八股”的斗争，从来就不仅仅是创作方法上的斗争，而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要求思想解放的斗争。历史要前进，思想要解放，就必须打破“八股”，废除各种各样的僵死模式。
所谓“样板”、模式之类，就是林彪、“四人帮”的“帮八股”。它是林彪、“四人帮”用以禁囚人们思想，推行愚民政策，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工具，它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表现形式，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最后防空洞。自从粉碎了“四人帮”，“帮八股”的政治基础已被摧毁；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全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帮八股”的丑态，造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但是，“帮八股”还远远没有绝迹，在文艺界，“帮八股”的幽灵经常在某些同志的头脑中出没作祟。流毒所及，使不少文艺工作者余悸未除，新悸又生，在创作上左顾右盼，不敢创新。
文章说，发扬艺术民主，还要体现在文艺批评上，也就是在文艺批评中究竟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开展百家争鸣，让千百万群众参加检验的问题。
文章说，任何人的思想水平都并不是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他所享有的权力。领导同志，只有不断深入实际，不断倾听群众的意见，他的头脑“加工工厂”，才能获得丰富的“原料”和“半成品”，才能形成比较正确的意见。何况，判断艺术问题，还另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艺术样式的多种多样，作品反映生活方面的多种多样，特别是欣赏者的不同个人爱好等等。因而，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是对文艺规律有较多了解的领导，也不可能对每个文艺作品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领导，特别是负责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应该、而且必须说话，只是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而应该是可以采纳，也可以商讨。周总理生前每次审查文艺作品，总是说：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我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了，供大家参考。这种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不能“领导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简单地“群众说了算”；而是要通过群众和专门家共同参加的“百家争鸣”，通过不同意见的充分争论，逐步得到实事求是的、接近客观实际的结论。
文章说，“百家争鸣”，中心是一个“争”字。开展“百家争鸣”，首先要允许“争”，提倡“争”，鼓励
“争”。鉴别香花毒草，必须允许争论。不要怕争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特别是当前处于向四个现代化迅猛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生活中必然出现大量的、人们所未接触过的新现象、新问题，敏感而生活在斗争第一线的作家们必将加以反映。这类创作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继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步加以解决。对这些新问题特别需要持慎重态度，要允许探索，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不要打棍子。一时难于下结论的问题不必急于下结论，不要轻易否定一部作品，判处一部作品的“死刑”。特别是不要因文废人，即使是经过实践检验肯定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甚至是毒草的作品，也应仔细区别作者究竟是世界观问题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文章说，无产阶级艺术，是新型民主的艺术，同时，它又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对文艺的坚强领导。当前，为了把文艺彻底从“四人帮”的各种清规戒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把文艺的党性原则和民主原则进一步统一起来，广大文艺工作者期待领导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
首先，不能把领导的主要责任放在消极地防范和限制上，要破一个“怕”字，抓一个“放”字。如果只是消极地层层设防、层层审查、层层把关，就不仅将使大量作品因待审而积压，延长了文艺生产的周期，而且搞得文艺工作者缩手缩脚，心有余悸，大大影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应该按照文艺的特殊规律来领导文艺。文艺创作是精神生产，它同工厂的物质生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切忌划一、平均和循规蹈矩。因此，单靠报表、指标、规格等行政手段是不能领导好文艺的。党的领导，主要应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党应该鼓励和组织文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可能深入工农兵；党应该鼓励和允许文艺工作者依据自己熟悉的生活积累选择题材；党应该鼓励文艺工作者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党应该鼓励和组织广大群众和专门家一起评论作品，开展争鸣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丰富多采，以自己的特殊手段为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服务。
第三，文艺领导应该热心于文艺事业，努力钻研业务，争取更多地懂得文艺的特殊规律。那种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为荣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自己瞎指挥、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乱下禁令、简单粗暴的领导作风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