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右症”的来历——驳“‘左’比右好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恐右症”的来历
——驳“‘左’比右好论”
余思
研究医学的人总要探究某一种病症的来历。本文的题目一定会使得许多搞医学的同志瞠目不知所措。查遍医学辞典、内外科大全，哪有“恐右症”之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疑难病症呢？是一种稀有的地方病，还是一种新发现的罕见病？其实它既不稀少，也并非罕见，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过，它并不是什么生理上的病症，而是一种政治病。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
那么什么叫“恐右症”？这种病症有什么特点呢？打一个比方，中国有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说的是一个人被蛇咬了以后，对蛇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害怕心理，以至于看到了井绳，也以为是蛇，惊恐万分。这可以说是一种“恐蛇症”。被疯狗咬过的人会得一种“恐水症”，看见水老害怕。所谓“恐右症”，恐的内容和“恐蛇症”、“恐水症”不同，其为恐则一，都是对某一种事物或者某一种现象产生病态的恐惧心理。“恐右症”者，老怕犯右的错误、出右的偏差之谓也。这种病的患者对“右”字特别敏感、特别犯忌，以至于闻“右”色变，达到了病态的地步。有这种病的人为了表白自己并无“右倾顽症”，凡事“左”三分，宁“左”毋右，明知“左”得不近情理，也在所不惜。因此，这种病的特点，是用“左”来堵人的嘴，涂上“左”的保护色，以免授人以右的口实而遭到攻击。
症状已清，按照医家的惯例，就要进一步探究它的病源。有人说，这种病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的产物，是他们的棍子打出来的。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确实是这种病症蔓延的一个诱因。林彪、“四人帮”推行一种假左真右的两面政策，他们提出了一种荒谬的逻辑：“左”就是革命，越“左”就越革命，最“左”就最革命。于是，凡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同志，凡是不那么极“左”、跟不上林彪、“四人帮”的“左”的调子的同志，就会一律被林彪、“四人帮”目为右倾，而受到大棒加身、罪及妻孥、祸及亲朋的厄运。这种情形怎不令人闻右色变、不寒而栗呢？林彪、“四人帮”对于“恐右症”的流行是不能辞其咎的。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大棒政策却并不是“恐右症”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之前，这种病症就已经存在了。大家还记得，在五十年代后期，就流行着一种说法：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应当反“左”，只应当反右，因为“左”是认识问题，而右则是立场问题；“左”对于社会主义并不可怕，而右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唯一险症。这种理论无以名之，姑名之为“‘左’比右好论”吧！这种“‘左’比右好论”是“恐右症”的主要病源。由于这种理论，人们对于“左”丧失警惕，甚至故意宁“左”毋右。因为“左”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左”是要革命的表现，即使有人因“左”而犯了严重错误，也很容易得到谅解，甚至毫不影响使用、升迁。而右则不同，右之为恶其罪大焉。一个人一旦犯了右的错误，被加上了右的罪名，就往往一辈子翻不了身。于是人人恐右，恐右的结果是争“左”，恐右争“左”一时成了一种社会心理。
这种“‘左’比右好论”有没有什么根据？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已经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只有右的错误是致命的，而“左”的倾向是无所谓的；右倾是险症，需要重视，“左”倾是疥癣小疾无足挂齿。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我们对“左”的为害丧失警惕，“左”和右一样，都有可能使我们亡党亡国。
多少年来我们吃足了“左”的苦头，为了这种“左”，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横行，而且横行得那么久，他们那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之所以能够得逞，正是因为利用了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这种“左”。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们最善于进行政治投机。由于他们看到那种“‘左’比右好论”相当有市场，就接过这个口号并加以大大发展，结果就变成越“左”越革命，最“左”最革命，他们自然是最“左”的，当然也就成了革命的化身。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极右派，然而他们是投“左”之机、靠“左”起家的，如果没有“恐右症”，没有“‘左’比右好论”，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就很难畅行无阻。革命队伍内部的“左”倾，自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假左是有区别的。但是，既然我们自己的“左”倾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并且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来为它辩解、开脱了。
有一种论调值得研究，似乎“左”倾顶多只能算机会主义，却不能叫修正主义，而只有右倾才是修正主义。这是“‘左’比右好论”的一种理论根据。其实这种说法是大成问题的。先看事实：谁都知道，托洛茨基长期是以“左”为标榜的，尽管他右得不能再右，以至后来终身与马列主义为敌，与苏联人民为敌，但他仍不失为“左”倾机会主义者。这种机会主义难道不就是修正主义吗？所谓修正主义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既可以来自右的方面，也可以来自“左”的方面。我们决不能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只能命定地来自右的方面，也不能认为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算修正主义。
从认识论方面讲，右倾机会主义也好，“左”倾机会主义也好，都是使认识和实践相脱节。凡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认识老是落在客观实际的后面，不敢采取必要的行动，就会出现右。凡是认识超越了客观条件，跑到客观实际的前面，盲目地采取行动，就会出现“左”。因此，不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机会主义，从认识论上讲，都根本违反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修正。我们怎么能说，认识落后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认识超越于实践这种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形式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呢？要在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的这两种形式中分出好坏，比个高低，是很可笑的。
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看，许多过“左”的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修正。例如，有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根据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仅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阶级斗争始终都是十分尖锐的。这种观点表面上很“左”，很革命，其实不然。因为如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果真始终存在而且始终那么尖锐，而不是经过长期的波浪起伏，逐步趋向缓和以至最终趋于消失，那就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出现正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趋于消亡为前提的。上述这种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对于共产主义的否定，也就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否定。这难道还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吗？这些年来，象这一类从“左”的方面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难道还少吗？
总之，“‘左’比右好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左”的为害一点也不比右小，来自“左”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同样是修正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既要防止来自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要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特别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赤裸裸的右的口号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识破，而貌似革命的“左”的口号比较能够蛊惑人心，能够迎合某些有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人的所好，因而往往能够俘虏很多人，为自己赢得不小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防止来自“左”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一项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