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提倡不同学派平等地讨论问题
《历史研究》评论员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到处设置“禁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因为是他们用来确定儒法斗争性质的根据，所以也成了“禁区”。
今年十月间，我国历史学界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突破这个“禁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封建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存在着封建制的残余，有待我们去彻底肃清。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奴隶社会在什么时候怎样转变为封建社会，正确地认识封建社会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规律和特点，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古代哲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所以它是学术上一个大问题。五十年代，我国历史学界从殷周人殉问题开始，展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取得了重要的收获，本来应当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可是这次讨论后来由于林彪、
“四人帮”的武断专横，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古史分期问题毛泽东同志已有定论，不容许继续讨论了。事实证明完全是他们在用谎言来推行自己的邪说。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经说过，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又申述这个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可见一直到这时，毛泽东同志还是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但是在五十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说，他看了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郭沫若同志提出的“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有道理。从赞同西周封建说到赞同郭沫若同志的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足以说明毛泽东同志也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他虽然认为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有道理，但并没有说过，到此已经穷尽真理，不必再进行研究和讨论了。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说过话，就成为最后的定论，把不同意这个“定论”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末郭沫若同志提出春秋与战国之交封建说，反对西周封建说，岂不是也要被引伸为反对毛泽东思想么？这显然是最荒谬不过的逻辑。同样，毛泽东同志虽然赞同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也不能因之便引伸出，凡不同意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的，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对历史的认识，往往由于材料不足或者新材料的发现，或者对已有材料出现新的解释而不能不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因此，轻率地宣布某一看法为定论，只能妨碍自由讨论，而无助于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在艺术问题和科学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自由讨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的论述可以判断出来，把他对个别问题表示的意见视为“定论”，用作禁止自由讨论的口实，恰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古史分期问题象其他学术问题一样，各种学派都有权利以平等地位进行讨论。有些同志对郭沫若同志的分期说，或者对另一学派的分期说，提出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现象，不能认为是对郭沫若同志或某人意见的不尊重。郭沫若同志本人曾经多次修改他的分期说，直到去世之前，还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探索真理终生不倦的精神，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社会主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制度。没有最广泛的人民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允许各种学派存在，允许各种学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去探索真理，进行争鸣，并以国家权力为之提供条件，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所以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现群芳斗艳、群星耀天的时代。在古史研究领域里，有人偏重于文化典籍的研究，有人偏重于考古文物的研究，或者有人偏重于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应该受到鼓励，而不应该受到轻视甚至无理的反对。人生有限，知识无涯，科学工作者能在任何一个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总是难能可贵的。在探索过程中，意见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不是坏现象。“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相灭亦相生也”，“相反而皆相成也”。从历史上看，人类对客观事物要有比较全面、比较正确的认识，几乎无不是在漫长世代通过如此种种不同的途径发展起来的。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