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聋发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振聋发瞆
邵纯
一九二○年五月，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责成五金部委员会组织生产两千部法列尔式犁，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小组。有关人员对待这项任务拖拖拉拉，漫不经心，结果用了两年的时间，花了大量资金，仅造出五部法列尔式犁。莫斯科军事法庭审查了这一严重失职事件，查明失职事件属实，考虑到有关人员过去的功劳，决定不予处罚。
列宁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深恶痛绝，亲自处理了这个事件。列宁认为，必须消除那种广泛流行的认为失职人员可不受处罚的成见，把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拿出来让群众公开审判。他在给波格丹诺夫的信中愤慨地说：“如果我们不善于对可恶的拖拉作风进行公开审判，那就完全应该把我们大家和司法人民委员部用脏绳子勒死，而且我总在想，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因此而理应被人这样勒死的。”列宁批驳了对官僚主义的姑息态度，亲自为法庭起草了一个判决书，其中写道：
“本庭认为公开审理有关拖拉作风的案件，具有特殊意义；由于被告等非常忠诚，所以这次从轻处理，但同时警告，今后对神圣的但无能的傻瓜（法庭当然要说得客气些）因拖拉作风而犯罪也将给以惩处，因为我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需要的不是神圣的品德，而是处理事情的才能。”
判决书还对被告提出警告，说这些同志“由于初犯，才从轻处理，以后再犯，就要把工会和共产党内的坏蛋（法庭当然要说得委婉些）监禁起来，严惩不贷。”（《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八二页至五八四页）。
列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严肃果断地处理这类问题并不是偶然一次。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有些农民写信给人民委员会主席，对地方政权征用他们的马匹的错误提出申诉。这两封信在三个机关之间“踢皮球”，有人在信上批道：“工作太忙，根本没有功夫来管这些琐事。”列宁得知此事，下了一道命令：“给国家监察部阿瓦涅索夫，请把写这个批语的官僚逮捕起来。”（《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五三四页）
列宁对官僚主义采取如此严厉的处理办法，绝非一时感情用事和小题大做。因为官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一种消极的、有害的、对立的东西。当时，苏联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非常时期，谁误了事，谁就是犯罪。矛盾表现得格外尖锐。
毛主席早在建国初期就亲笔题词告诫我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遭到破坏，助长了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有些机关，人员不断增加，而工作效率却显著下降。有的领导同志整天象空中飘的一丝棉絮，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自由自在，悠然自得，当“甩手掌柜”，视此为天经地义。还有的同志，对群众的来访来信不闻不问，漠不关心，或者说一句“研究研究”、“等一等再看”，来敷衍搪塞；对上级催办的事情，往往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层层往下推。他们任意向基层单位发表报、要数字、借干部；而对基层单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轻则拖拖拉拉，议而不决，重则冷眼一翻，厉声呵斥。有些问题，在基层单位反复讨论，写成报告，反复斟酌，一再修改，认真再认真，郑重再郑重，但送到某些领导机关以后，或如鸿毛，无人问津；或如石头，沉入大海。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这时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消极作用更加令人气愤。我们虽不能把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机械照搬到今天来用，但列宁对克服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高度重视的革命精神，应该对我们染上了这些毛病的同志起到振聋发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