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难忘的往事
于立群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编辑部决定发表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给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并希望我能写点东西，记述和这封信有关的往事。对于这个希望，我确实感到难于承担。我很后悔当时没有能够把那些珍贵的历史事实都详细记录下来，现在只能凭借手边有限的一些资料，把记忆中的情节连贯起来，试着把那些难忘的往事记述在这里，作为对毛主席、周总理和许多故去了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
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郭老收到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老当天即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十二月，郭老收到了毛主席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的复信。
毛主席复信中谈到的《甲申三百年祭》，是郭老在当年春天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而作的长文，脱稿于三月十日。经过几天修改，郭老把它送交当时在重庆的董必武同志审阅。没有想到，交稿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就全文连载了。自三月十九日刊出，连载四天，到二十二日全部载完。文章一发表，国民党方面立即有人出来干预，说这篇东西是“影射当局”。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专门发了一篇社论进行攻击。反动派的尴尬实在令人悯笑，自然这也正从反面证明，这篇文章写对了。敌人感到窘怕，而人民是欢迎的。
不过，郭老更没有想到，仅隔二十天，毛主席就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提到这篇文章，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不久，林伯渠同志自延安飞抵重庆。林老亲自告诉沫若同志，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且已经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印发。这些消息给郭老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他从内心感到欣慰，他的这篇文章符合了党和人民的需要。
毛主席在信中所说“恩来同志到后”一事，是同年十一月间的事情。周恩来同志于十一月十日夜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老在住处天官府四号，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先生洗尘，周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席间，周副主席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郭老在事后追述道，由于周副主席的参加，“友朋皆甚热烈狂欢”。他并赋诗以纪念当夜的欢聚，纪念周副主席的归来，诗中称喻周副主席为手持火炬的人：
顿觉蜗庐海样宽，
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
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
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
扭罢秧歌醉拍栏，
毛主席在信中说大家都希望能见到沫若同志。郭老又何尝不是时刻向往着能再见到毛主席和延安的同志们呢！郭老和毛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分手后，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抗战爆发后，郭老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阔别十年的北伐战友，那里是抗日救国的堡垒，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一九三八年，郭老曾作一首《陕北谣》，表达了他这种心情，其中写道：
陕北陕北朋友多，
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
然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的。郭老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每当暑季日军大轰炸，我们被迫到距离重庆市区才几十公里的赖家桥避居时，国民党特务便立即放风说：
“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当时，我们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为此，郭老曾无比感慨地说：“此乃无望之望也。”
一九四五年，我们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终于如愿以偿。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老和我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赶到机场迎接毛主席。
九月三日，我们接到通知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各界人士。朋友们立即奔走相告。后因当天有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临时改在毛主席的住处。郭老和我立即动身，步行赶到主席住处。当时在座的还有翦伯赞、邓初民、冯乃超、周谷城等位。
记得周谷老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先问毛主席：“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主席风趣地说：“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大家都笑了。
接着，毛主席便和大家畅谈起来。毛主席阐述了北伐战争失败的原因，并转身向坐在他左侧的郭老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象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地指出：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最后，毛主席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谈完后，又谦虚地征求大家的意见，请到会人士发表看法。
郭老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他看到，毛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九月九日，郭老和我在红岩村再次见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晚餐时，大家谈起郭老在文化界应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毛主席很同意郭老的见解，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毛主席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和毛主席的这几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主席当时的形象，至今仿佛出现在我的眼前：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似乎总在不断地思考着问题，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几十年来，特别是解放以后，郭老更不断得到毛主席的亲自指教。毛主席一九四四年写的那封信，一直激励着郭老不倦地努力研究和写作。毛主席在信中所谈关于研究太平军经验的问题，郭老始终放在心上。在重庆时，他就曾想动笔，但因资料不足，未能实现。六十年代初，郭老积累了一些材料，准备动手，由于种种原因，计划又未能实现。郭老不止一次地说过，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