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科技工作者心连心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周总理和科技工作者心连心
茅以升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值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际，我们更加思念这位与毛主席一起，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美建交奠基的历史上的巨人。
总理在世时，我有幸当面聆听总理的谆谆教导，深受教育和鼓舞。今天回忆起他和我的每一次晤面、谈话，以及讨论问题的情景，他的光辉形象栩栩如生，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日。那天正是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我应邀参加周总理举行的招待会。入场后，总理迎面走来和我握手。我很激动，赶忙自报姓名。总理慈祥和蔼地说：“是科学家”，“非常欢迎。”使我感到总理平易近人，一见面就好象是遇到了阔别多年的知己，亲切而又温暖。入席后，总理和我谈话，从上海的解放一直谈到旧社会反动统治下的教育和交通。总理思想敏锐，知识渊博，论断精辟。我是一个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言谈中有些用语流于习俗，比如我说国立大学，国有铁路时，总理用人民大学，人民铁路的字眼来纠正我的用词，使我立即受到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对于一切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效力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地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一九五一年秋的一次政务院会议，讨论铁道部提出的武汉长江大桥筹建方案，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并邀请我列席参加。对于大桥的设计施工，总理问得非常详细。会后对我说：“你有造钱塘江大桥的经验，希望你对这座大桥多多出力。”我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激动，极受鼓舞。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其中人民大会堂工程最为艰巨。当时为了集思广益，约请全国建筑结构专家五十八人，组成结构与建筑两组，分别审查人民大会堂的结构与建筑设计。我担任结构组组长。总理对人民大会堂工程非常重视，一再指示要保证安全。结构组审查修改设计完毕后，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指示说：“要茅以升亲自签名保证。”我将签名报告送上后，更体会到总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和他对我的高度信任。
总理生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亲切地关怀在国外的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真是呕心沥血。记得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我被推选为会长。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联谊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晚会，约请当时留美学生家属和在京的历年留美返国的同学及其家属参加。晚会是总理指示举行的，到会的有各位副总理及各部部长。周总理也亲临参加，在晚会上对一千多听众讲话，号召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专家回祖国服务，并说“不管回国先后，一视同仁，而且来去自由。”这个号召，后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讲话后，总理又和到会群众一起观看节目，和我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我至今铭记心怀。以后总理又根据毛主席的统一战线的光辉思想，提出“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为了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科技事业，总理从大计方针到具体措施，无不亲自过问，关怀备至。二十几年来，我对此印象极深。一九六○年苏修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妄图从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针对这一情况，我向周总理建议：动员在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华裔专家返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从而粉碎苏修的破坏阴谋，深得总理的嘉许，他当即责成我提出动员专家返国服务的具体方案。一九六四年秋，有一次周总理和我同在机场迎候外宾，他过来与我握手、谈话，告我他昨晚与一位美国科学家讨论科学理论问题的情况，并征询我的意见。我把那时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的《试论专门科学与专业科学》一文的内容，向他作了简要汇报，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赏。一九六二年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在广州召开会议，商讨制订科学规划的问题。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特地从北京赶来，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科学事业的极其重要的报告，参加大会的科学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周总理由于有事要赶回北京，临行前委托陈毅同志将他讲话中未尽之意再向大会转达，当时我适在旁听到，深感总理对科学家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
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开幕前。那时总理亲切地对我说：“你比我大一点吧，好象是大一岁半。”我说：“总理的记忆力实在惊人。”他笑了笑。万万没有想到这短短的几句话，竟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敬爱的周总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这种高贵品质是我永远难忘的。我所忆及的几件小事，在他革命的一生中，只是沧海一粟，但从这几件事中，便足见总理为人的伟大。我决心学习总理的光辉榜样，牢记总理的谆谆教诲，把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
（原载《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