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磊落 忠心耿耿——北京人民怀念刘仁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光明磊落 忠心耿耿
——北京人民怀念刘仁同志
本报记者 柏生
三十年前的隆冬，华北平原冰天雪地。然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象一声春雷，驱走了严寒，消融了冰雪，给北平二百万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古老的都城，一片沸腾。激荡人心的喜讯一个接一个传来：好消息！解放军已经占领石景山发电厂，已经到了清华园！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解放军就要举行入城式！
在这重大转折的日子里，北平人民、各界人士为迎接古城的解放，日夜奔忙。在这奔忙的人们之中，有一个密切配合解放大军和平解放北平的地下党负责人，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顾不上睡，各种各样的人找他办事，大量迫切的问题等他去解决。这个人，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同志。
解放后，刘仁同志长期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他协助第一书记彭真负责市委的日常工作。为保卫人民的首都，为把北京这个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为了千千万万北京市民的生活，他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有多少北京人熟识他呀，在会议上，在节日里，在他蹲过点的工厂和郊区公社里，人们同他谈过话，握过手，同桌吃过饭，甚至同他热烈地争论过。他的名字深深印在北京人民的心上。
今天，当北京迈开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又迎来一个历史性转变的时候，北京的许多老干部、老劳模、老居民，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问讯：我们的刘仁同志在哪里？
刘仁同志，一个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我们党忠诚的革命战士，在备受林彪、“四人帮”摧残和折磨之后，已经在六年前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临终前还十分挂念着的北京市人民。
刘仁同志的爱人和许许多多和他在一起战斗过的同志，用大量事实介绍刘仁同志战斗的一生，怀着满腔的愤怒控诉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刘仁同志的暴行。大家强烈要求为北京市这一大冤案彻底平反昭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同志的名。一天深夜，一伙身份不明的人，来势汹汹地闯进北京市委大楼，没有任何手续，甚至连鞋都不让穿，就把刘仁同志抓走了。之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游斗，刘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
一九六八年一月，林彪、江青和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人，进一步恶毒诬陷刘仁同志是“反革命敌特分子”，并下达黑指示：“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蓄意把刘仁同志置之死地。从此，刘仁同志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监狱，开始长期遭受法西斯式的折磨。整整五年，不允许孩子和亲人探视。
到了一九七二年底，刘仁同志的爱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这是怎样的五年狱中生活呵！从探监结束所带回的刘仁同志的衣物中，甘英已经完全明白了。所有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迹，上衣有斑斑血痕和霉迹。这些都是法西斯式审讯所留下的罪证。
但是，这一切，刘仁同志都没有说，他只是关切地向甘英探询毛主席、周总理的健康；他急于了解首都的建设状况。当他知道毛主席、周总理身体都很好
时，高兴地说：“那就好哇！”当告诉他东方红炼油厂已
建成投产时，他十分兴奋，临别的时候，刘仁同志沉
思了很久，并当着专案组和狱中看管人员的面说：“我这一辈子什么监狱都坐过了，中国的、外国的、国民党
的、‘自己的’。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还能对狱中的看管人员做工作，还能够在他们的帮助下传送文件，组织斗争……。”刘仁同志的这些话说得何等沉痛呵！一个共产党员，竟然要坐进我们给反革命分子修建的监狱。一个对党有功的党员，竟然被当作罪人，历史能够允许这种歪曲吗？
一九七三年七月间，甘英和孩子被通知到北京市第六医院专门的监护病房看刘仁同志。当时他的身体更虚弱了，走路拄着棍子，患了严重的肺病。甘英看他吃饭时拿碗的手颤抖着，问他为什么，他把话岔开了。孩子们出去以后，在甘英的一再追问下，刘仁同志才艰难地举起手让她看，示意自己在狱中带了五、六年手铐，冬天只能披着棉衣，经常感冒，营养不良，体力虚弱，终于得了肺结核病。刘仁同志的手腕和脚腕上留下深深的伤痕，但是，镣铐锁不住他对党的忠贞，他满怀深情地对甘英说：“不要对孩子们讲，他们不容易理解。不要因为我受审查，引起孩子们有不满情绪。党是伟大的，毛主席是伟大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午，甘英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第六医院去。这是甘英最后一次见到刘仁同志了。当生命垂危，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刘仁同志心中挂念着的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党交给他的光荣职责，挂念着的是十七年与他朝夕相处的首都人民。他用微弱的然而是无限关注的声音，对北京市一个区一个县，一个局一个行业进行询问。他惦记着那些因他的问题而受牵连受迫害的同志。他特别挂念石钢、南韩继和白庙大队，还有四季青公社。十多年来，这些地方他去的多，蹲点时间长，同工人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他听到劳动模范李墨林遭受迫害时，他很难受地说：“他可是为首都蔬菜供应做了贡献的啊！”
刘仁同志就这样怀着对北京市人民无限依恋之情，和我们永别了！
这样的好同志、好领导，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去世之后，人民却不能悼念他，就连爱人和孩子都不准戴黑纱。监护病房中，除了四名收拾遗体的战士之外，只有甘英忍恨含泪为亲人罩上白单，无限沉痛地抱着亲人的头放进冰库的铁匣里。一个多么凄凉的丧礼啊！
这样的好党员，好领导，鞠躬尽瘁，至死不忘人民，可是当他的遗体火化时，竟然不准留下姓名，只许登记他在押时的“犯人编号”，成为无名尸体。连他的骨灰盒上也不让写上名字，骨灰盒也要受“监护”！
刘仁同志究竟犯了什么罪？
林彪、江青和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人有一段“批示”，诬陷刘仁同志是所谓“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现已查明，这完全是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的阴谋陷害。解放后，刘仁同志长期代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北京市公安工作，十分重视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十分重视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多次取得了对帝国主义和美蒋特务间谍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功罪，用歪曲捏造的手法，硬把对敌斗争中正常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手段诬为“出卖祖国的情报”，把对敌斗争的胜利成果隐瞒起来。真是又卑鄙，又狠毒！
再一条是所谓“勾结美国特务”，这又是吓人的罪名！但是，任何政治诬陷都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一九四五年冬天，有三名美国人，向我晋察冀军区申请到解放区的张家口市访问，得到我军区批准，并由军区派人陪同前往。刘仁同志作为城工部长，帮助安排这次访问。这三个美国人从张家口参观回来，带有一些用过的通讯器材，刘仁同志想到这些东西正是我军急需的，就指示翻译同志同美国人商谈，他们表示愿意留下送给我们。刘仁同志就派我方报务人员接收了这些通讯器材。后来，这些通讯器材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所谓刘仁同志“勾结美国特务”的全部事实。
林彪、“四人帮”一伙给刘仁同志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又把“特务窝子”的罪名加到华北局城工部头上，以致大批工作人员受到株连迫害，许多人身残体废，甚至含冤死去。
刘仁同志在担任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城工部部长期间，对晋察冀根据地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忠实地执行毛主席关于敌占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长期在艰险的环境中，出生入死，机智勇敢地领导地下工作，壮大了敌占区党的组织，培养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华北地区广大地下党员，广泛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他领导的地下党深入敌人的心脏，获取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发动部分国民党军起义，直接配合了军事斗争。一九四八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刚迁到平山西柏坡不久，蒋介石亲临北平，密谋偷袭石家庄。刘仁同志亲自指挥我地下工作人员，利用敌人的电台给党中央传递情报，粉碎了敌人偷袭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平津战役之际，刘仁同志组织平津地区的地下党，进行紧张艰险的地下工作，发动群众护厂护校，秘密支援解放军。特别是当我人民解放军对北平孤城严密包围，使敌人完全陷于绝境后，敌人内部和战不决，矛盾重重。刘仁同志充分了解敌人这种情况，派地下党的同志利用亲属、同乡、同学的关系，打入敌军最高司令部，分化瓦解，争取议和，终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胜利地完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他领导的平、津地区地下党的队伍，经过严峻斗争的考验，证明是一支坚强的队伍，在解放战争和解放后的革命建设事业中，贡献了他们的力量，成为各条战线的一批骨干力量。
加给刘仁同志的另一条罪状叫十七年搞了修正主义，和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结成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庇“三家村”。这完全是一个大冤案。
北京解放以后的十七年，市委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领导全市人民，为建设首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表扬北京的工作。刘仁同志长期协助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主持市委日常工作，是北京市八百万人民的“好管家”，他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
刘仁同志的秘书老张和司机老于同志，谈起刘仁同志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十分激动。那时，刘仁同志常常同司机老于两个人下乡访问。在农村的田埂上，他同社员边走边谈；在社员家的炕头上，他和社员一聊就是两三个钟头。刘仁同志非常注意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实事求是，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凡是能立即解决的问题，他从不说再研究研究。他的秘书老张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毛主席说北京冬季只有大白菜，菜的品种太少。刘仁同志马上去四季青公社向老农请教，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没有多久大萝卜和其它新鲜蔬菜就上市了。
每年夏收秋收，刘仁同志总要亲自去每个县，深入细致地摸产量，进行估产。他经常是先到基层了解情况，特别是听取有经验的老农的意见，然后再找县委书记谈。因此，县委报的产量偏高、偏低，都瞒不过他。
刘仁同志去工厂，经常也是先找工人谈心。由于工作深入，有些情况他往往比主管业务部门知道得还早，了解得还具体。他非常熟悉许多基层干部、劳动模范和一些老工人的技术特长。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开会时，他打电话问人民大会堂施工的进度。听说宴会厅的大梁吊不上去，他就让到石景山钢铁厂找一位老起重工，说他准有办法。过了几天，电话汇报说，这位老工人果然想办法把大梁吊上去了。
刘仁同志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接近群众。文化大革命前，每年“五一”、“十一”，北京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他总是担任总指挥。一大清早，他就和秘书老张沿着东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同路边的群众亲切交谈，从中了解各种情况。许多工厂、大队和学校的基层干部和党员的名字，他都能叫得出来。
刘仁同志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特别热情，很尊重他们的意见。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是刘仁同志一九二六年在师大附中时的同班同学。张维同志亲切地回忆说：北京解放后，刘仁同志身为市委书记，工作繁重，但几次来清华大学看我，不仅关心我的教学生活，更关心我的政治思想，热诚耐心地帮助我走上了一条进步的道路，使我终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想不到他竟然惨死在林彪、“四人帮”手中，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好干部，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许多老教师回忆起刘仁同志，不胜感慨地说：十七年中，刘仁同志对学校的关怀非常具体。无论在专业设置上，还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甚至连北京大学在十三陵选校址，清华大学在延庆搞“四清”，他都不知跑了多少次。有些重大科研项目，如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就是在他的热心支持下，克服困难，坚持下来，取得重大成果的。
解放后十七年中，刘仁同志走遍了北京市的每个角落，为北京市各项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多少象龙须沟那样的臭沟变成了清洁的环境，多少大街小巷建立了群众治保组织，社会秩序井然。在那紧张繁忙的十大建筑工地上，在碧波荡漾的密云水库大堤上，在朝气蓬勃的校园里，在街道居民点上，在商业服务网点上，经常出现刘仁同志的身影。司机老于说：“这十七年，说我开修正主义的车，可我那一趟不是拉着他为北京人民的衣食住行操心呢？他自己身上穿的那件旧棉裤，磨得破出个洞来，他都不肯换一件。唉！就这么一个好人，给林彪、‘四人帮’一伙活活整死了！”
这就是刘仁同志光明磊落的一生，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一生。历史和人民已经为他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今天，北京市的人民可以告慰于刘仁同志的是：党中央、华主席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拨开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乌云，点燃了亿万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火炬。北京人民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