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永远矗立在军垦战线上
张仲瀚
三年前的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悲痛彻骨。因为失去您，哭坏九亿人！
今天，我们要用行动来实现您生前的遗愿和指示，而不再用眼泪来纪念您。我身患重病，虽感到体力不支，但我将挖掘我的记忆，写几段您对军垦、农垦工作的深切关怀和宝贵指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我们正跋涉在进军新疆的征途中。进疆后，我们放下背包，就挥起新疆的砍土镘，向荒地开战，我们几乎就在到达新疆的当天，开始了勘察荒地，寻找水源，积肥整地的生产准备工作。正在这个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布了号召全国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的命令。
一九五四年秋冬之间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多次听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高声议论：总理说了，为了搞好军垦、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要从解放军里调一个敢打敢冲的将军，比如象王震那样的同志来办这件事，才能打开局面。
总理对发展我国军垦、农垦事业密切关注。总理有知人之明，念念不忘在南泥湾、在新疆、在北大荒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那个闯将。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农垦部，王震同志担任部长。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中央直属企业，由农垦部和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
生产建设兵团懂得总理的思想，不负总理的期望。我们把自己当作新疆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野战军，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兵团成立后，我们立即恢复了王震同志进疆后艰苦创业时的革命精神，实行了“积极发展”的方针。几年之间，我们在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一九六二年二月初的一天，我接到农垦部电话通知，说总理叫我立即赶到北京，随同他去广州，说要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和我谈话。第二天，我随同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一起上了飞机。到机场照料一切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同志，请总理批准两件事：一是给总理和同志们每人泡一杯茶水，再是给每人准备两片面包、一片熟肉，在途中作点心。总理笑着批评说：你们明知故犯（总理规定过，任何会议和工作场合不准招待茶水，只喝白开水），今天你们已经准备了，就同意吧，以后不要这样搞了。
在机舱里，总理亲切地问：“你们在全国是使用农业机械比较多、比较早的，现在有多少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我答：“我们现在有七千多标准台拖拉机，有两千多台联合收割机，其中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
总理问：“你们对农业机械的操作规程，在前几年是否破坏了？”
我答：“没有，我们一直是按照操作规程办，并且用它训练机务人员。”
总理满意地说：“这很对。在政治上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但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比我们先进些。已经行之有效的东西，或者我们没有新的东西超过它，就不要乱改。”
总理还问：“是否在继续实行经济核算？”我答：“我们一直在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劳动不好的，在不影响其生活的条件下，多少扣一点或降一点工资，是象征性的，起一点批评督促作用；劳动好的给一点物质奖励，幅度要比受罚的大一些。这样可以消除一些平均主义思想。当然我们还有一整套政治工作相辅助。”
最后，总理说：“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
在三小时飞行航程里，总理这么细致地询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原来是在充实、丰富、检验他和主席的这个设想啊！
在广州，我们住了八天。几乎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总理都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谈话，每次都谈到深夜十二点以后。总理的秘书问我：“你受得了吗，总理叫你白天好好睡觉。”我心里不安地想，我晚上谈久了，早晨可以睡觉。而总理却是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就又开始他的重要工作了。他自己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却还这样关心一个普通干部的生活。
在广州的这些天，总理对新疆兵团的情况问得比以前更具体、更详细了。从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到水利、地质、机械的使用和维修；从转业后仍然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形式和政治工作制度，到怎样办好联合企业；从每开垦一万亩荒地平均投资多少，需要多少配套的水利、机械和建筑材料，到农牧结合、工农结合、劳武结合等，都问到了。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总理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空手来没带资料，一般情况我是知道的，但是总理要求的不是“大概”，也不是“基本上”，而是精确的数据和具体的措施。有时候我不得不象口试不及格的小学生，留下作业题目，第二天打电话，向兵团的业务部门问清楚，晚上再向总理汇报。
一天晚上，罗瑞卿同志找我来说：“总理叫你到中央军委工作会议上去讲讲你们生产兵团的情况。”还说：“明天整个下午归你讲。”第二天，我向军委会议作汇报，从进军新疆讲到一九六二年，从几次主要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讲到兵团生产的几起几落，为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关于用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搞生产的指示提供参考。
从广州回到北京后，总理要我再留一个时期，说还有些关于生产建设兵团的事要找我谈。过了些日子，我想主要的都已经谈过了，总理这么忙，可能顾不上找我，就请贺龙同志向总理转告一声，总理有事叫我来，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便乘飞机离开北京，飞机刚到兰州过夜，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叫我明天回北京。到北京后，我先到王震同志家，饭后和王震同志一起赶到总理那里。杨尚昆、王尚荣等同志已经先到了。我正担心总理批评我不辞而别，总理却只说了一句：“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走呢！”
原来发生了一个紧急情况：苏修在中苏边境挑衅，制造事端，挑唆和裹挟新疆数万边民越界外逃。总理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解决边界问题的措施，并叫我去征求邓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意见。
总理用深沉的语调，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当前有些问题，你们兵团去处理比较合适，也可以说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总理的信赖，使我们全兵团军垦战士感到无上光荣！
我赶回新疆传达了总理的指示。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全力以赴地落实总理的部署。我们提出为使当地各族居民免遭苏联修正主义者的践踏和残害，由生产兵团在千里边防线上建立起一条边境农场带的建议。总理指示：立即执行。
一九六五年七月四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归来，从喀什飞到乌鲁木齐，下飞机到宾馆休息，总理说：“我在新疆一共只有四天，你们怎么安排？”我说：“请总理视察一下兵团，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吧。”总理说：“那当然，我要看看你们兵团，用两天的时间。”
两天！这在总理四天的日程中已经占了一半，总理不是专门来看兵团的，总理是要视察整个新疆的工作啊！然而，军垦战士也该向总理汇报具体业绩，我们在天山南北，千里无垠的白纸上，写出了多少新的文字，画出了多少美丽的画图，抛洒了多少热腾腾的汗水，建成一千五百余万亩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的新耕地；修起了钢铁厂、机械厂、纺织厂、造纸厂、皮革厂、制糖厂、食品厂以及许多农牧产品加工厂……。这一系列工厂之中，还有沿袭了在延安建厂时光荣命名的“大光毛纺厂”。军垦战士们在连亘的山区，象骑士一样放牧着二百多万头牲畜。这里是更大更新的南泥湾。南泥湾的老一代和新一代，用自己的双手，在我国地图的空白上，增加了一两万人，三四万人，七八万人星罗棋布的新城市的新符号。
七月五日中午，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由王恩茂同志陪同，从乌鲁木齐来到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总场。总理一见我，就批评说：“到处找你，找不到你。本来要和你在车上谈话的！”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不顾乘车的疲劳，下午顶着烈日，看了大田里的小麦、水稻、玉米的长势，还看了一些工厂、宿舍、医院和农学院，随后，在长廊一样的绿色林带里，会见了在石河子总场安家落户的上海知识青年代表。总理指着陈毅副总理对大家说：这是你们上海的老市长来看你们来了，人群中又一次爆发出欢笑声和震耳欲聋的鼓掌声。
总理听到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知识青年到来，语重心长地说：“他们不远万里而来，要爱护他们，让他们受到锻炼，要象老兵带新兵一样，关心他们的成长。”陈毅同志打趣地说：“总理能批准我退休以后，来这里落户就好了。”逗得满座的人都笑了。
总理那天劳累一天，出席晚会以后，又找干部谈话，还叫人把有关材料拿来，亲自审阅到深夜三点钟。石河子兵团招待所一片寂静，总理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总理一起床就对我说：“昨天一夜没睡好，给你们想了几句话”，他一口气说下来，我记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我请总理把这几句话写在纸上，作为指导兵团工作的方针。经过林彪、“四人帮”猖狂肆虐的岁月，总理的手迹不知道流落何处，但总理的指示至今仍然是我们军垦战士前进的动力。总理如此关心军垦、农垦事业，正是关心九亿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正是为应付一旦遭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外敌入侵的战略性措施。
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一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上，总理指示我把新成立的“西北农垦兵团”和“西北林业兵团”也管起来。总理又把注意力转移到对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的关怀上来了。我理解总理命令我管起来，并不是总理看出我有管理这些工作的才能，而是利用新疆兵团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大批有经验的干部，便于支援这两个兵团的建设和发展。总理可以放心，我们对他们在建设中遇到的困难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在同一个会议上，西藏的领导同志向总理报告，各地青年都愿意到新疆去，我们动员不到知识青年到西藏来。总理当时回过头来对我说：“由你们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你们动员他们到西藏去。”我遵照总理的指示，连夜给新疆打了电话，广大青年听说总理叫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的只有两千多人。几天之后，我回到新疆，开了欢送大会，并且把总理留给新疆兵团的那几句重要指示，绣在一面巨大的红旗上，我把这面红旗授给了带队前去西藏的干部，要他们牢牢记住，忠诚执行总理的这些指示。总理的亲切关怀，又给予了西藏。
回忆同总理的相见，回忆在他身边的日子，回忆他的亲切的教导，是幸福的。就是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本来不好的身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也没有忘却这种幸福。我回忆着交道镇剑拔弩张的气氛，回忆着广州的早春，回忆着西安到北京的风雨航程，回忆着石河子七月的阳光，我一直记着：总理横眉冷对敌人的严峻的目光，总理在灯下沉思默想，总理奋笔疾书的背影和光明磊落的品格！
我想起，就在从乌鲁木齐宾馆驱车前往陶峙岳将军公馆的路上，在车里总理听了我关于建立更大规模的民兵值班部队的建议，总理立即肯定了它，从而扩大和加强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斗队的作用。总理对于任何人一点有益的想法都很珍视。
我想起，在石河子视察后，总理叫我们派人到大庆去学习。我当时说：“我带队去。”总理说：“那更好。”但直到我参观学习了大庆人因陋就简的宿舍、厂房，以及他们“三老四严”一整套革命化措施之后，才体会到这是总理对我们发扬艰苦奋斗作风不够的一种批评！当我向总理汇报大庆“缝补组”时说：“大庆人在那样严寒的地方，干着那样又脏而又磨损极大的工种，如果向总理打个报告要点布，补补衣服，您会批准吧？”总理笑笑说：“当然会批准。可是他们体念国家的困难，咬紧牙关自己克服，这更好，这就使他们从各方面树立了勤俭建国的榜样。”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灾难就接踵而至了。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手遮天，欺上压下，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妄图毁灭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他们到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无辜人民的鲜血，沾满了多年来跟随毛主席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过殊死战斗的老同志们的鲜血！他们把盛开着社会主义鲜花的好地方，一大片一大片地血洗！他们杀红了眼！他们用捏造罪名、无限上纲的罪恶手段，使多少有功于人民的好同志、老同志含冤抱恨于地下。
我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总理，但总理时刻在我心中，在我的梦中。我不止一次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不是党的敌人，我是党的敌人的敌人！我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从没有退缩。总理不会知道，在我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曾经写信给他。但我知道这些信没有送达他的手中。
当我在被监护八、九年之后，又听到有人叫我“同志”时，我象听到一个多么痛心的生疏的字眼！敬爱的总理！您的骨灰早已从天空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我没有地方去找到您的墓碑，我只得在那年的一月八日，茫然地极目四望，洒下一串串怀念之泪！
总理呵！因为我身患重病，可能失去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我力争把病治好，参加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行列中去。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民族的真正希望，我愿为其早日实现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最后一息。
我是这样地想念总理，我是这样地想念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只要一闭眼睛，我就仿佛置身于那些美好的往事之中。
今天我最后要向总理汇报的是，从新疆传来最新的消息：在您视察石河子农场休息过的那个林带里，老兵们和下一代，为总理建起了“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敬爱的总理：您永远和军垦、农垦事业在一起，永远和军垦、农垦战士在一起，永远和新疆各族人民在一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