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关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对咸阳市党政机关工作情况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党政机关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对咸阳市党政机关工作情况的调查
据新华社西安一月十八日电 一月七日《陕西日报》刊登了窦宽荣和陈征写的一篇调查报告，题为《党政机关如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
调查报告说，咸阳市革委会从一九六八年二月成立以来，机构庞杂，管理混乱，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给革命和生产带来很大损失。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整顿，虽有不少改进，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咸阳市市级机关现有常设机构五十个，临时机构五十七个。临时机构中，就有五十二个与常设机构重叠，削弱了常设机构的职能和作用。比如：明明有农林局，却又设立了棉花办公室、养猪办公室、家禽委员会和蔬菜办公室；明明有农林办公室，却又设立了学大寨办公室、落实农村政策办公室；明明有工交办公室，却又设立了工业学大庆办公室；明明有交通局，却又设立了交通指挥部……。由于机构重叠，出现了部分单位为了争管理权限，互不团结，分庭抗礼等问题。
在常设机构中也很庞杂混乱。比如，二商局与供销社业务职责范围就划分不清。鲜蛋收购属市供销社的基层社收购，但业务却是二商局领导；干辣椒、议价粉条由供销社经营，但是鲜辣椒、平价粉条却由二商局经营。如此混乱的管理体制，人为地制造了很多扯皮现象。
一九六五年，咸阳市市级机关行政编制是四百六十二人。到一九七八年十月底，实有行政人员六百四十八人，另外加上事业局、办的行政人员一百一十五人，企业局、办的行政人员一百一十八人，临时机构从基层调来的一百九十五人，共达一千零七十六人，为一九六五年编制的二点三倍。
机关人多了，是不是真正干事的人多了，不是，而是“寻事”的人多了。如去年夏季的一天，市委办公室、宣传部、学大寨办公室分别都要沣东公社给他们汇报中央有关文件的贯彻情况，弄得公社的同志哭笑不得，难以应付。他们说：“婆婆”多了，“媳妇”实在难当。
按理，“人多好办事”，其实是“龙多不治水”。特别是带“长”字的一类干部越来越多，做实际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有的“长”，纯系因人设事。市级五十个部、局中，就有十一个部、局的“长”与“员”是一比一多一点。下边有事要请示，主管的“长”看了，再转给同级的“长”看，这一层“长”研究了，再报上一层“长”研究，层层研究，逐级把关，名为“集体领导，互相尊重”，实为层层推诿，相互踢皮球。去年，沣西公社搞农田基建时，他们请示农田基建指挥部解决材料和基金，农田基建指挥部推给了水利局，水利局又转给水工队，推来让去，踢了整整一年“皮球”，最后答复叫“自力更生”。
据马庄公社反映，去年十一月二日到十七日的十六天中，市级各部门召集公社开的会议多达三十二次。沣西公社还反映，去年九月，“三秋”大忙季节，市级各部门同一天召开了六个会议，都要公社书记或主任参加。公社只有五名领导，只得临时由干事顶替。
下边同志对上级开长会、说长话意见很大。不少同志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领导讲长话。”本来事情不多，偏要滔滔万言，除了穿靴戴帽，拐弯抹角，就是东摘西抄，七拼八凑，外加翻来复去“烙烧饼”，尽讲些与本题无关的话。
从市里五十个部、局统计，去年元月至十月共发文四千二百零七件，发简报二百五十期，平均每天发文十五件之多，若再加上临时机构发的，数目就更吓人。《中国妇女》复刊的消息，全国各报均已登载，市妇联还不厌其烦地发了个正式文件，向各级妇女组织打招呼。
另外，报表名目繁多。前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市学大寨办公室发了五种报表，项目之繁，竟达一百二十六个。沣西公社的同志说，我们无力统计，只好用估计数字填写。
一些中层领导干部瞎指挥。一九七○年，红旗公社张家湾大队按市、公社领导上的“长官意志”，调动了数百个劳动力，用了两个冬春，挖了四十亩大的塘库，把自流的渠灌变成了抽灌。塘库“竣工”以后，用不成，前年开始动员群众填库，用了一冬一春还填不完。一挖一填，四十亩大的库址，耽误了九年十八茬庄稼，十个生产队的数百个劳动力“劳而无功”，群众气愤地说：“掌柜的一句话，整得我们好苦啊！”
工业上也有类似情况。咸阳市原来有个油厂，领导上认为机器陈旧，下令拆除，结果，给农村吃油带来了困难。无奈，只得恢复落后的土油坊。后来，在油厂的底摊上，投资一百多万元办了个铸造厂，因考虑不周，供、产、销的矛盾不能解决，又下令把铸造厂改为汽车修配厂。改厂后，原来承担的铸字机厂的铸件落空，不得不再给铸字机厂投资四十万元，另建铸造车间。改成的汽车修配厂，又因“吃不饱”连年亏损。最近，仍在为厂子的出路扯皮。
此外，还有一些同志，精神不振，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充耳不闻，对本部门的工作很少打算，而对怎样安排自己的老婆、孩子，怎样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加舒适等等，却煞费苦心。群众给这些同志送了个“混革命”的外号。
调查报告认为，出现这些问题，除了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外，首先是由于我们现行的干部制度本身有缺陷。为什么有的人做官当老爷，置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于不顾，而群众对他毫无办法呢？为什么有些人只对上级“负责”，说大话，说假话，报喜不报忧，而居然还能稳稳当当做官呢？为什么有的干部很不称职，群众意见大，领导不满意，但因他没有犯大错误，就摘不掉他的乌纱帽呢？这都和“一朝上任，终身为官”，只能上，不能下的“铁乌纱帽”的终身干部制度有关。其次，一些领导同志不能从奴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不敢实事求是，一切以上级的意志为转移。有些同志虽对这种现状不满，却不敢提出改革的意见，怕“炒下豆子大家吃，打了沙锅自己赔”。
调查报告提出，实践检验了我们党政机关的现状与实现四化很不适应，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认真研究党政部门的工作规律，对管理机构和干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