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狠狠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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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县委书记们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狠狠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
新华社合肥一月十五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广友、黄正根报道：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上，来自全省的县委书记们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时，谈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许多年来，我们党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建设，吃亏就吃在一个“左”字上。这个“左”字严重地打击了基层干部，剥夺了农民。大家认为，要实现党的农村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必须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大批假左真右，狠狠地继续批判这个“左”字。
社会主义优越性要具体体现出来
大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有的同志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一句空话，生产和科学水平老是落在人家后面，这种优越性怎么体现！许多同志结合本地农村的情况指出，党的工作着重点不转移，生产上不去，农民生活不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能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巩固。六安县委书记郑明甫说：生产来个大发展，人民生活要尽快改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六安县去年全县农村每人平均收入只有六十五元，不少地方每个工只分三、四角钱，少数差的甚至只分八分钱。照这样下去，我们如何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们凤阳搞社会主义三十年啦，农村还有不少人吃不饱穿不暖，这不能不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早就应该集中精力搞生产建设了。
安定团结是搞好“转移”的前提
怎样搞好党的农村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呢？大家认为，首先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便让广大干部和群众一心一意去搞好生产。青阳县委书记胡社友说，现在真是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心思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下边同志一听说今后不再搞运动就来了劲头。他以自身的体会说，二十年来我在基层，名义上主要是搞农业，实际上七、八成的时间是在搞政治运动，斗别人，自己也挨斗。这样搞下去，谁还会有心思去抓生产。贵池县委副书记徐成友说，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我国农村人心安定，蓬勃向上，现在还忘记不了。但是这二十年来，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七斗八斗，人心斗散了，班子斗瘫了，队伍斗乱了，生产怎么会大上！总结二十年的经验教训，不能再乱了，全党不赞成乱，党员、群众不赞成乱。这两年党中央领导得好，这个搞法好，这个形势好，照着发展下去，我看我国的农业是大有希望的！
滁县县委书记冯骏说，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有些运动是必要的，有些是不必要的。有些运动虽然需要，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或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运动中常常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伤了很多好干部、好群众。从安徽看，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反对右倾思想开始，农村一系列政策大部分都是极左的，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极左得更出奇。所以，安徽的干部最怕反右倾，一次次反右倾，把一批批的干部反下去了。安徽的社员最怕反瞒产，一反瞒产社员就吃不饱饭。干部只要一听到农村要反右倾，就心惊胆战，鸦雀无声。巢县县委书记李济德说，我从小就干儿童团，小八路。新中国成立后，也一心一意想干好革命。可是二十年来，我们干了许多蠢事，做了许多错事。比如，反对领导瞎指挥，但自己又在那里搞瞎指挥；反对别人浮夸，但自己也搞浮夸；反对不民主，而我们自己对下边也不讲民主。多少年来我们感到县委书记和基层干部实在难当啊！今天对啦，明天又错了，不知怎么干法好。现在老是说我们心有余悸、身有余毒，可是我们为什么有余悸、余毒呢？高级领导干部是否了解我们县委书记的思想？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一有问题就是下边的责任呢？为什么一搞路线斗争就到基层呢？一次次运动，整得我们犹如惊弓之鸟。我们心里怎能没有余悸呢？一些基层干部常说“大干部嘴大（这样说有理，那样说也有理），小干部肩膀大（能担重担子，有了问题责任是基层干部的）”。不论文化大革命前和后几次出现的大问题，那一次不是上级布置的，下边有谁能不干呢？可是出了问题下边又得检讨挨整。我们心里怎么能想得通呢？今后，再不能象过去那样整基层干部了，一整一大片，搞得“洪洞县里无好人”怎么行呢！
要从政策上“转”，不要剥夺农民
很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农村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从政策上“转”，彻底肃清假左真右的流毒，把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正是为此目的，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广大社员听了公报个个眉开眼笑，高兴得不得了。而这些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践踏党的政策，剥夺农民、打击农民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越来越严重。发展生产，加速农业现代化，主要是靠亿万社员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的积极性起不来，一切都是空话。安徽省去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人心安定，灾害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就是因为抓了党的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
阜南县委书记陆庭植说，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是要团结；二是落实政策，按经济规律办事。这些年来，在假左真右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在政治上把集体化已经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社员，当作“时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来对待，在生产上凭“长官意志办事”，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在经济上就更厉害，把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产生了许许多多对待农民的极左作法：如“堵资本主义的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于是摸鸡笼子、斩鸡头、挖生姜、拔烟苗……竟然成了“革命行动”。这样，弄得社员一点自由也没有，怨声载道。以我县生姜为例，过去每年生产四五千万斤，对社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市场上每斤只要一角左右。一割“资本主义尾巴”，生姜生产濒于绝种，价格上升到每斤一元钱。粉碎“四人帮”以后，落实党的政策，生姜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去年全县生姜已经达到三千多万斤。不少同志说，过去我们不去研究如何去发展生产力，却一个劲在生产关系上大作文章，盲目地追求
“大”和“公”，根本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随意改变核算单位，搞什么“穷过渡”。在这种“公”字的幌子下，这也不要钱，那也不要钱，大搞“一平二调”，一次又一次地刮共产风，剥夺农民，群众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称它为“带把政策”、“红眼政策”，而有些人却用“革命”这个词掩盖起来。比如“富则修”。“四人帮”横行时淮北盛行一个口号，叫做“窝窝头就咸菜，一心一意学大寨；窝窝头白菜汤，一心一意赶郭庄”。似乎社会主义就应该永远穷，劳动人民生活就应该永远停留在吃窝窝头喝白菜汤的最低生活水平上。这种政策和思想，怎么能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大家说，必须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让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富裕起来，我国的农业才会兴旺发达。
加快农业发展速度，
必须继续大批这个“左”字
大家说，为什么多年来安徽农村不断出现打击干部，剥夺农民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许多极左的东西没有得到彻底揭露和批判。多少年来一个劲儿反右，弄得一些人认为“左”比右好，遇事宁“左”勿右，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萧县县委书记李少英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中就伤害了一些说老实话的干部；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搞浮夸，假话盛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反右倾，拔白旗，明明减产，硬吹粮食吃不完，谁说真话谁倒霉，结果出了“五风”，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个劲地反右倾，反复辟，反回潮，大搞吹牛浮夸。“四人帮”在安徽的那个黑干将，就是靠吹牛浮夸青云直上的。一九七六年，萧县粮食总产量明明是六亿二千万斤，却硬是报成八亿二千万斤，虚报了二亿斤，结果受了表扬。他所在的那个大队，靠“开小灶”、“吃偏饭”起家，至今还欠国家贷款一百四十多万元，平均每人一千二百多元，却被树为全省学大寨的红旗。
不少同志说，这些年来，天天叫喊：“大批资本主义”、“堵资本主义的路”，实际连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搞清楚，批来批去，批自留地，批社员家庭副业，批集市贸易，甚至把社队企业也当作资本主义给批了。来安县委书记王业美说：农业不批极左就分不清路线是非，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就得不到发扬，还是说老实话的人吃亏，吹牛皮，说假话的人升官。有的同志说，不批极左，分不清路线是非，也就没法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就搞不好工作重点的转移，就不可能迅速地把农业生产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