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父兄的战旗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征文选刊

接过父兄的战旗
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 赵正达
一九七六年三月底，一列带着南京人民奋起反对“四人帮”的标语的列车从南京开往上海。地处沪宁铁路中段的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职工心头的怒火被标语一触即发了。这个厂的前身是一八七六年始建于上海的吴淞机车厂，老一辈工友们曾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英勇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四八年二月，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爆发过大罢工。当时数千工人开着火车赴上海请愿，中断了沪宁铁路，激战上海北站，威震蒋贼老巢南京，有力地声援了解放战争。今天，当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反对周总理、诬陷邓小平同志时，人们悲愤交加，怒火难遏，他们接过父兄的战旗，高擎起周总理的遗像，抬着花圈，勇敢地投入了反对“四人帮”的战斗行列。
呼啸而过的列车上那些声讨“四人帮”的巨幅标语，首先在运输车间引起反响，汽车司机们又每天带回各地人们的斗争信息。四月一日早晨，运输维修班的工人在厂门口广场献上第一个花圈。象是无声的命令，全厂每个车间、科室都行动起来了。人们把强烈的爱憎，倾注到了花圈上。常青的松柏，映衬着雪白的花，中间巨大的红心里镶嵌着总理光照千秋的伟大形象。检查科的花圈，高达四米八；医院的花圈，用漂白处理过的纸扎花，中裹红心，象征着白衣战士的赤子之心。在花圈的飘带上，人们撰写的挽联、挽诗，象利剑，象匕首，象投枪，直指“四人帮”。技术科的花圈上有两只金色的用钢丝弯着的蝴蝶，栩栩如生，寓意着对先烈开慧同志的怀念。各车间的工人排着长队，将本单位的花圈护送到这里。许多车间的领导，在这里宣读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悼词。门卫老工人把往日除上下班才打开的大门破例全天敞开，让厂外家属、学生进来悼念。工厂大门两旁的柱子上，贴着一副四米长的挽联：
恩来同志献身革命鞠躬尽瘁日月同辉，
开慧烈士血洒中华泪飞化雨山河痛悼。
平日，万余职工、家属工等几千辆自行车上下班时，觉得道路十分拥挤，而今人们在花圈丛中循序通过，没有人碰一下花圈，没有人喊一声挤。清明时节阵雨来时，几十只花圈被自动赶来的工人、干部小心地抬进大礼堂巨大的廊檐下。一些科室的干部和工人，随身带着浆糊和纸张，每天都在义务修补被风吹破的地方。
在灵堂前，人们用接过父兄的战旗、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告慰总理的英灵；许多退休老工人，让儿孙搀扶着在总理遗像前深深鞠躬，泣不成声；幼儿园、托儿所的小朋友，臂戴红袖章，在阿姨的带领下向敬爱的周爷爷致敬；人们郁积在心头的怒火，在这里尽情喷发，切齿痛骂国贼。一位工人师傅高呼：“谁反周总理就打倒谁！”“杀我的头也不相信邓小平是反革命！”厂门对面工房墙上一条大幅标语表达了人们的心声：“好坏群众分得清，爱憎哪能靠命令！”
东去的列车带着南京人民的战斗誓言奔赴上海，而从上海回来的车子，有些标语却往往遭到涂抹洗刷。这情况更激起了人们的心头恨。工厂有很长一段围墙紧靠沪宁线，同志们想：列车是活动标语牌，可以把战斗的信息带到全国，我们也可以把工厂的围墙当作宣传牌，让过往的旅客把戚厂工人与“四人帮”的斗争信息带到各地。从四月一日起，厂里同志沿着铁路刷写了一条又一条大幅标语；“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运输车间有个青年工人，爬上竹梯，在车间办公楼面朝沪宁线的墙上，写了每个字约一米多大的巨幅标语：“悼念周总理，怀念杨开慧，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标语尾部画了一副特大的眼镜和一个特大的惊叹号，列车上过往的好多旅客，都从窗口伸出手翘起大拇指叫“好”！综合利废车间在靠铁路围墙上有一道平时不开的大门，工人们把它打开了，把一个三米左右的大花圈放在门口，面对沪宁线，写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大幅标语。在那战斗的日子里，工厂所有朝铁路、朝公路、朝运河的地方，都刷上了怀念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标语。
常州市人民连日来在城里抬着花圈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传到工厂，大家商议着要利用四月四日星期天去市里游行。工厂距常州有十多公里，运输车间的汽车司机们表示，要人有人，要车有车。这时，有人用种种高压手段，并拆了汽车零件、收了汽车钥匙、放光了全部汽油，软硬兼施地逼着号召游行的骨干乘火车离厂。这更激起人们心头的不平。清明节早晨七时左右，厂门口已黑压压地聚满了参加游行的人群。
无需经过选举，内机部件车间一位青年班长主动站出来指挥。他和几个老工人商议之后，决定向过路汽车协商，得到了所有汽车司机的大力支持，顺路的带着走，过来的回头走。就这样，直径至少在二米左右的、大小三十二个花圈被送到常州；常戚间的七路公共汽车，全部在厂门口掉头，售票员把通道车的三个门全打开，向人们招呼，去常州游行的免费运送。就这样，参加游行的四百多位职工被送到了常州。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年近花甲的陈师傅，他是工厂扩建办公室的施工员。此刻，他还不知道，他那已退休十多年和他分居两地的七十六岁的老父亲，也胸戴白花行进在常州城建局的一支游行队伍中；他的在常州钢铁厂任团委书记的儿子正率领着常钢厂的游行队伍驱车向常州进发。这一家人，就是后来被“四人帮”列为追查重点的所谓“祖孙三代反革命”。在游行队伍抬着花圈的行列中，有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是锻冶车间党支部委员、著名劳动模范、“锻冶铁人”宣效良。他冲破阻力，排除干扰，不顾因动手术后虚弱的身体，毅然争抬最重的花圈；建筑车间一位二十二岁的共青团员，驾驶着一辆小型翻斗车为游行队伍在蜂拥的人群中缓缓开道，队伍中还有学生和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戚墅堰铁中和铁小的学生，年龄最小的仅十一岁，他们不愧是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铁路工人的后代。
在“四人帮”及其党羽大肆追查、迫害的日子里，同志们争相挺身掩护自己的战友，“检查交代”的内容差不多，回答问题的口径大致相仿，或曰“不知道”，“不认识”，或曰“没看法”，“只有我一个人”。一些单位的领导，也甘冒“右倾”的风险，有的支部书记在材料上签上了“支部承担责任”，有的支部书记干脆对上面来调查的人说：“查清了，没问题，今后你不要再来了。”有的支部书记把上级指令要大会作检查的同志，搞个形式，在会上向大家宣布，由×××同志作“辅导”就算了事。技术科党支部曾接待过一位持有“上海市公安局”介绍信、态度十分蛮横的追查者，那人非要亲自与被调查对象见面，并声言你们看清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图章吗？正在开支委会的全体委员坚决拒绝了他的要求。有关方面向工厂党委提出要逮捕一些人，党委常委就以悼念总理构不成犯罪理由，不能逮捕人顶了回去。……由于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保护，工厂没有抓走一个同志。
在戚厂党委办公楼前的青松翠柏丛中，一个精神抖擞、手持步枪的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铁路工人赤卫队员的高大塑像巍然屹立，眼望着他那双目炯炯、敢于蔑视敌人的姿态，人们莫不感到自慰：父兄们手中的战旗，已由后辈勇敢地高高举起。